顧準：道德的實踐者
關純
在“討伐”中國經濟學家的聲浪中，我驀然想起了顧準先生——“用鮮血作墨水”寫作的經濟學家和思想家。我剛剛讀完新近出版的《顧準畫傳》，書頁上留下斑斑淚痕。我不是性情中柔弱的人，可是顧準先生的人格魅力，讓你無法自已。顧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更是一位令人景仰的“道德的實踐者”。
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稱譽顧準先生是“中國經濟學界提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實行市場經濟的第一人”。今日之中國，“市場經濟”已為人們耳熟能詳，然而在50年前，敢提出如此超前的見解，那是需要具有追求真理的大無畏精神、科學的思想方法和豐厚的學識底蘊的。1957年顧準發表《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正是在毛澤東《論十大關系》的啟發下，對“斯大林經濟模式”的深刻反思。顧準的文章有的放矢，針對當時國家計委一位“高官”的某些不正確觀點予以批評。
說顧準是“中國的脊梁”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他當之無愧。顧準的超前思維令人驚嘆。早在1971年，顧準就在《十年來的蘇聯經濟》文稿中寫道——“他們的經濟是有發展的，但是，這仍是備戰經濟體制的發展，一句話，斯大林主義的經濟體制，對他們已經積重難返，成了不治之癥了。”顧準還更加犀利地指出，蘇聯的經濟體制“本質上是一種浪費和窒息的制度”。 20年后的蘇聯解體，證實了顧準的預言；也為我國的經濟發展敲響了振聾發聵的警鐘。
顧準敏銳的思想洞察力緣于他對歷史的研究和思考。1974年他在《希臘城邦制度》一書中，“以冷峻的筆墨，深刻地分析了城邦制度與‘東方專制主義’的區別。……也就是我們古代的專制主義政體與希臘民主制度的截然區別。”這樣的結論可能有人不能接受，但是“感情當然不能代替事實”。顧準命途多舛，兩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他戴著沉重的精神枷鎖，走進書齋，攻讀《資本論》，“長夜難明赤縣天”，警世華章留后人”。1957年中蘇聯合考察黑龍江，他看不慣蘇聯專家大國沙文主義的蠻橫態度，采取了據理力爭、針鋒相對的立場。結果被考察組的人員記錄在案，以破壞中蘇關系的“罪名”劃為“右派”。1964年，因為直言批評毛主席的個人迷信，再次加冕“右派”。然而，“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顧準始終懷著一顆憂國憂民之心，“寧鳴而生，不默而死”，埋頭讀書，獨立思考，在精神世界里，天馬行空，創造思維，成為中國那個時代最偉大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
顧準“悲壯的道德實踐”，對我們今天的某些“公共知識分子”倒是一面鏡子。許紀霖教授為某些“知識明星”畫像——“為了迎合傳媒，吸引公眾，成為很可笑的‘文化思想明星’。他們不在學理上像顧準那樣下功夫，而是在修辭上努力，起勁地煽情、作秀、唱高調。雖然他們的‘思想’在追遂時髦的人看來很尖銳、很獨特，但是在真正有思想的人看來，會發現那些華麗的辭藻和機智的修辭背后，實際上是一個空蕩的靈魂，一個蒼白的手勢，縱然能夠泛起一時的摩登泡沫，但很快成為過眼云煙，像大浪淘沙般消失得無影無蹤。”
顧準“本來有一個官宦前程，而且前程似錦。但是他‘糟蹋’了這一前程，走上了一條料無始終的不歸之路。他在黑暗中求索，給抽屜寫作，給后人寫作，而不是給自己的學術前程寫作”。顧準臨終時，在床榻旁一直陪伴他的吳敬璉握著先生的手，看著這位偉大的思想家和經濟學家，魂魄歸西，離我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