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顯，凱恩斯在1919年參加巴黎和會時就已經認識到了通貨膨脹對人民和社會所造成的巨大的潛在傷害，他在那本使他一夜成名的小冊子《和平的經濟后果》中，深刻而尖銳地指出了通貨膨脹的實質，而德國1923年的超級通貨膨脹已經完全驗證了通貨膨脹的巨大殺傷力。
這一點恰如40歲發表《黃金和經濟自由》的格林斯潘，在文章中格老對通貨膨脹的見地與凱恩斯如出一轍，他指出：
“在沒有金本位的情況下，將沒有任何辦法來保護（人民的）儲蓄不被通貨膨脹所吞噬，將沒有安全的財富棲身地。這就是那些福利統計學家激烈反對黃金的秘密。赤字財政簡單地說就是沒收財富的陰謀，而黃金擋住了這個陰險的過程，它充當著財產權的保護者。如果人們抓住了這一核心要點，就不難理解有人對金本位的惡意誹謗了�！盵5.2]
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那樣，金本位牢牢地遏制了通貨膨脹的泛濫勢頭。從這個意義上講，凱恩斯和格林斯潘都應該是金本位的堅定擁護者，他們又何以一個后來將黃金貶低為“野蠻的遺跡”，另一個平步青云之后干脆絕口不提黃金的貨幣地位了呢？
對格林斯潘而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當格林斯潘投入了JP摩根的懷抱，榮任JP摩根公司和其它華爾街銀行的董事的時候，他開始明白金融江湖有金融江湖的規矩。
當全世界的聚光燈都聚焦在格林斯潘深不可測的皺紋里的時候，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這個漢獻帝背后的曹操——紐約美聯儲銀行才是真正的決策者。 2002年在國會聽證會上被德州議員保羅（Ron Paul）追問急了，格林斯潘才表示自己從未背叛1966年的觀點，他至今仍然認為黃金是所有貨幣中的“最終支付手段”，美聯儲只是“模擬” (Mimic)著金本位制度。
凱恩斯的情況與格林斯潘有所不同。
美國著名學者莫瑞．羅斯帕德(Murray Rothbard)對凱恩斯的人格特征有一個深刻的描述，他認為凱恩斯的極端自我中心主義、以英國統治精英自居和對社會道德的蔑視，對他的思想體系有著直接的影響。
尤其是在英國劍橋大學的秘密組織“使徒會”（Apostle），對凱恩斯的影響尤為巨大。歐美大學中的這種秘密組織，決不像平常人理解的大學同鄉會或文學社之類的松散社團，它們更像是深負宗教使命的精英核心，有的歷史長達百年，并且是終生保持緊密聯系，構成了西方社會統治階層最堅不可摧的利益集團。
劍橋的“使徒會”由三一學院和國王學院的最優秀的１２名成員所組成，這些人不僅要絕頂聰明，而且要出身顯赫，每一個人都注定會成為英國統治階層中的一員。他們每周六在一處秘密會所聚會，討論范圍從哲學、美學到政治、商業。他們有自己嚴格的清規戒律，同時也蔑視社會的普通道德，他們自認為擁有人類最智慧的頭腦，他們認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統治者，并相互之間反復灌輸這一信念。凱恩斯在寫給一位朋友的信中這樣說道：“我們這種道德上的優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狂？我有一種感覺，這個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人從來就看不見任何事物（的本質）（因為）他們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保�5.3］
在這個圈子里，除了凱恩思和著名哲學家羅素這樣的學者型精英，還包括羅斯切爾德男爵這樣的金融巨頭。離開劍橋之后，每周六仍然參加“使徒會”秘密會議的成年使徒被稱為“天使”，他們積極參與選拔新使徒和其它活動。
比凱恩斯小幾歲的維克多.羅斯切爾德（Victor Rothschild），就是那位掌握著整個大英帝國貨幣發行權的內森.羅斯切爾德的嫡孫，男爵封號的第三代繼承人。維克多與凱恩思同是美國“外交協會” （Council of Foreign Relationship）和英國皇家國際事務協會（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積極倡導者，這兩個組織可謂是歐美政界的“中央黨�！�，近百年來為歐美統治集團輸送了大批“干部”。
維克多按歐美家族銀行的慣例在美國JP摩根銀行工作過一段時間，對華爾街非常熟悉。他還是荷蘭殼牌石油公司的董事。維克多曾任英國情報部門（MI5）的高官，后來擔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安全顧問，他的叔叔愛德蒙.羅斯切爾德男爵被稱為“以色列之父”。在維克多的引見和提攜下，悟性極高的凱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價的債務貨幣和通貨膨脹理論，才是當時國際銀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凱恩斯對他自己政治上的謊言很少感到不安，因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規范約束。他習慣性地假造數據來符合他的經濟理念。恰如羅斯帕德指出的那樣，“他認為原則只會妨礙他在正確的時刻取得權力的機會。因此，他愿意隨時改變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為了一枚硬幣，他也會這樣做�！� [5.4]
凱恩斯明白一個經濟學家要想他的學說成為“顯學”，就必須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們在幕后和臺前叫好，按現在的名詞叫被“捧紅”。當凱恩斯辨明“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之后，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賦：雄辯的口才和驚人的推銷能力。
在亞當.斯密、李嘉圖和馬歇爾的光環之下，劍橋似乎理所當然的會成為世界經濟理論的發源地。作為馬歇爾親手挑選的接班人，凱恩斯處在一個極為有利的位置上。１９３６年，他的主要著作《貨幣、利息和就業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 and Money）出版之后，國際銀行家對這樣對他們心思體察入微的經濟學理論當然是愛不釋手，政治家們對這種“借錢、印錢、花錢”的廉價貨幣政策則表現出欲就還推的姿態，爭論與叫好立刻席卷了學術界。
凱恩斯早已確信他的廉價貨幣思想必將得到國際銀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損害的普通人民本來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惡”，剩下來就是搞定學術界了。
首先凱恩斯宣布了以他為代表的現代經濟理論和老舊傳統經濟理論兩大陣營的對立，然后進一步宣稱，他那本艱澀的新經濟“圣經”只有“３０歲以下的年青經濟學家才能看懂”。這一宣稱立刻受到青年經濟學家的歡呼，保羅.撒繆爾森在給朋友的信中喜不自勝慶幸自己還不到３０歲，他說：“年青真好”。但就是這個撒繆爾森也承認《通論》是一本“寫得很糟，組織混亂，充滿混淆的書。［5.5］
美國的學者認為，如果這本書是美國中西部一個偏遠學院教授寫的，可能連發表都困難，更不要說名垂青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