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倉理《天殷囑我重斯文——記“兩彈”元勛彭桓武》高三傳記閱讀題及答案
1938年，彭桓武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理論物理系，師從馬克斯·玻恩，后與波動力學創始人薛定諤一起做研究，在固體理論、介子物理和量子場論等前沿研究領域做了一系列開創性工作，先后獲得哲學博士和科學博士學位。1945年，他與玻恩等合作進行場論方面的研究，共同獲得愛丁堡皇家學會的麥克杜格爾—布里斯班獎。
1947年底，彭桓武回到祖國。先后執教于云南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大學。1950年，他參與組建了我國第一個核科學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先后擔任理論物理組組長、副所長，積極開展理論研究和實際應用，為我國原子能科學事業的發展作出了開創性、奠基性的貢獻。
曾有記者問彭桓武，當年在國外已大有成就，為什么還要回到千瘡百孔的中國？他氣憤地說：“你這個問題的提法不對！你應該說為什么不回國�；貒恍枰碛�，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還作詩言道：“世亂驅人全氣節，天殷囑我重斯文。”
1961年初，全國抽調了一批杰出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到北京第九研究所，后被公認為核武器研制“三根臺柱”的彭桓武、王淦昌、郭永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彭桓武作為主管理論部的副所長，組織領導并親自參與理論研究，加速了原子彈、氫彈理論突破的進程。他大力倡導“粗估”法則，引導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為簡，縮短研究周期。這一法則成為當年理論部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對突破原子彈原理的“九次計算”攻關，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原子彈設計工作得以全面展開。
通過大量計算和系列理論研究，攻克一道道難關，我國終于掌握了原子彈爆炸過程的基本規律，于1963年完成了原子彈裝置初步物理設計方案。彭桓武隨即迅速組織力量向突破氫彈理論轉移。在他的領導下，重視基礎理論研究、發揚學術民主和協同攻關等原子彈突破的成功經驗，也成為突破氫彈原理的利器。彭桓武指揮，鄧稼先掛帥，周光召、于敏、黃祖洽分頭帶領科研人員進行多路探索，從氫彈原理、材料、結構等全面展開研究。十余年后，“原子彈氫彈設計原理中的物理力學數學理論問題”項目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彭桓武作為該項目排名第一的獲獎者，被公認為最有資格接受本獎項唯一的一枚金質獎章。但他堅決謝絕：“這是集體的功勛，不應由我一人獨享。”提議獎章由九所集體保存，并提筆寫下：“集體集體集集體，日新日新日日新。”
彭桓武專心致志地探索自然界的奧秘，從早期在量子力學、介子場論等領域的研究到核武器理論研究工作，再到后來開展交叉學科、凝聚態物理、生物物理和理論化學物理等研究，畢生不懈地求索創新。
1995年在“何梁何利基金科技成就獎”頒獎會上，80歲高齡的彭桓武檢討自己“不夠艱苦勤奮”，并保證“獲獎后繼續在國內從事科學研究和技術至少三年”。他說到做到，生病住院也不停歇。2005年，90歲高齡的他親自作學術報告，講述研究相對論的最新成果。他寫詩自勉：“愿寧靜而致遠，求深新以升騰。惟童心不泯，耄耋期頤，總似年輕。”
功成事畢，彭桓武總是悄然隱退，獎掖后輩，只做“鋪路石”，不做“絆腳磚”。“兩彈”突破后，他于1972年回到中科院，繼續理論研究工作。1978年，他擔任第一屆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當該所剛步入正軌，便遞上辭呈把機會留給更年輕的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