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8~649年),唐朝第二代皇帝。隋大業十三年(公元617年)他隨父李淵在晉陽起兵。在唐朝的統一過程中,李世民用武力打敗了金城(今甘肅省蘭州市)一帶的薛舉,迫使其子薛仁杲技降;接著打退了倚仗突厥勢力南攻河東的劉武周、宋金剛,鎮壓了竇建德等農民起義軍,逐步統一了全國。唐太宗即位后,加強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鞏固了國家統一,繼續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調制,允許以實物代替勞役;堅決抵抗突厥軍事貴族的騷擾,擴大了國內各民族的親密聯系,發展與四鄰各國的經濟、文化交流,對唐初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起了積極作用,出現了歷史上稱道的"貞觀之治"。

隋朝的大官僚李淵攻下長安，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6-649年在位）即位以后，迅速恢復了封建秩序，鞏固了國家的統一，使唐帝國在經濟上得到恢復，軍事上也逐步強大起來，這就是歷史上所做的“貞觀之治”。從唐太宗、武則天到唐玄宗開元期間的唐朝前期，全國統一，疆域遼闊，政權鞏固，經濟、文化都出現了繁榮昌盛的景象。同時也擴大了國內各民族之間的聯系，加強了與亞非等四鄰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唐代長安也成了國內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公元755年發生了“安史之亂”，唐王朝的統治從此一蹶不振。公元874年爆發的黃巢起義，使唐朝的統治因之瓦解。公元907年，唐王朝滅亡，中國歷史進入了五代十國時期。

唐朝是封建盛世，其文化除繼承南北朝的傳統外，還汲取了外來的營養，具有博大的氣魄，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科學技術領域中，天文學、地理學、醫藥學，以及雕版印刷術方面，都有突破和創新。在文學藝術中，特別是詩歌、書法、繪畫、雕塑、音樂、舞蹈領域，成就卓著，名人輩出。隨著城市的繁榮，其社會生活如娛樂、服飾、品茶、飲酒等風尚，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折射出一種蓬勃興旺，自由開放的精神風貌。

歷史解密：唐太宗靠什么造就了“貞觀之治”？

李世民即唐太宗。公元599年1月23日誕生于一個李姓貴族家庭里。他十六歲就應募從軍，十八歲隨父起事，后來帶領唐軍東征西討，統一全國。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發動“玄武門之變”，被立為太子，繼帝位，次年改年號為貞觀元年。李世民在位(公元626—649年)期間，吸取隋亡的教訓，從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思想、民族等諸多方面，實行了一系列的開明政策，采取了一系列整頓和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經濟、文化的恢復和發展，人民生活逐漸趨于安定，國力不斷加強，從而在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出現了一個所謂“貞觀之治”的繁榮興旺局面。為后來的“開元之治”打下了雄厚的基礎，對后世、對世界都產生過比較深遠的影響。這無疑是同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進步相一致的，確實起到了推動作用。那么，“貞觀之治”涵蓋些什么內容呢？據各種史料記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安人寧國”，刪削繁苛。李世民是借助農民起義的力量而起家的，認識到老百姓的力量完全可以決定一個國君的命運。為了避免重蹈覆轍，他從貞觀初年就開始注意處理好與老百姓的關系。李世民引古人的話說：“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貞觀政要·論教戒太子諸王》)“國以民為本”，民心向背乃是國家存亡的關鍵。為了做到“安人寧國”，必須刪削繁苛，先存百姓，“安諸黎庶”，使其“各有生業”。李世民實行了“省徭賦”，“務積于人”的政策，盡量減輕人民的徭役和賦稅的負擔，讓老百姓能生存下去。他說：“治國猶如栽樹，本根不搖，則枝葉茂榮。君能清凈，百姓何得不安樂乎！”(《貞觀政要·政體》)只有“徭役不興，年谷豐稔”，百姓才能安樂，國家才有安寧的基礎。他從歷史的教訓中認識到，“徒益其奢侈”，乃是危亡之本。為此，他于貞觀之初，采取一系列厲行節約、限制奢侈的措施，如停止諸方進貢珍貴異品，限制營造宮室，破除厚葬的陳規舊俗，規定葬制一律從簡，如有違反，依法問罪。在他的影響下，當時有許多重臣，一般也都崇尚儉約的生活和簡肅的作風。與此同時，李世民也比較體察民間疾苦，并采取一些相應的“恤民”措施。所有這些都是服務于他“安人寧國”這一治國的總的指導思想。

第二、“為官擇人”，“唯才是與”。李世民的所作所為，在這方面比歷代帝王有著較突出和罕見的才華和創舉。他強調“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難致治。今所任用，必須以德行、學識為本�！�(《貞觀政要·崇儒學》)他確實能夠“拔人物則不私于黨，負志業則咸盡其才�！�(《舊唐書·太宗紀》)早在統一戰爭時，他就重視人才的搜羅，每擊敗一個武裝集團之后，房玄齡就“先收人物，致以幕府。及其謀臣猛將，皆與之潛相申結，各盡其死力”。(《舊唐書·房玄齡傳》)武德四年(公元621)，尚為秦王的李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于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如杜如晦、房玄齡等，“并以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供給珍膳，恩禮優厚。世民朝謁公事之暇，輒至館中，引諸學士討論文籍，或夜分乃寢�！�(《資治通鑒》卷189，武德四年十月)。貞觀時期的文武大臣，既有早年追隨他的秦府幕僚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等，也有他的政敵李建成的舊部魏征、王?、韋挺等；既有原屬各個武裝集團的人物岑文本、戴胄、張玄素等，也有農民出身的將領李?、秦叔寶、程知節等；既有出身貴族的李靖等，也有出身寒微的尉遲敬德、張亮、馬周、劉洎等；此外，還有出身少數民族的契?何力、阿史那社爾等。李世民對他們不講門戶，不分親疏，不避仇嫌，不論前后，任人唯賢，只要確有才能，忠誠于唐，都能委以重任。為了選拔人才，他還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制度，如通過科舉制度把選拔人才的權力集中到中央，以網羅人才，擴大統治基礎。據史料記載，李世民“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進而出，喜曰：‘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故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唐摭言·述進士上》)李世民還比較知人善任，了解臣僚的長處和弱點，能夠揚長避短，使其各得其所，各盡其才。如對房玄齡、杜如晦的任用就說明這點。他“每與房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叭缁拗�，卒用玄齡之策�！�(《資治通鑒》卷193，貞觀三年三月)因此李世民任命他倆為尚書仆射(即丞相)，共掌朝政，發揮個人的長處，集中大家的智慧，使事情辦得更好一點。李世民還非常重視官吏的任用，特別是地方官吏更是他經常注意的。他曾說：“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永惟治人之本，莫重刺史，故錄姓名于屏風，臥興對之，得才否狀，輒疏之下方，以擬廢置�！�(《新唐書·循吏傳》)李世民還規定，凡是縣令都要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吏保舉，而各州刺史則由皇帝親自選拔任命。他這樣做是因為他認識到：“古人云，王者須為官擇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則為天下所觀；出一言，則為天下所聽。用得正人，為善者皆勸；誤用惡人，不善者競進。賞當其勞，無功者自退；罰當其罪，為惡者戒懼。故賞罰不可輕行，用人彌須慎擇�！�(《貞觀政要·擇官》)

第三、“開直言之路”，兼聽納諫。李世民深知，治國單靠一個人是不行的，沒有忠臣賢吏輔佐，不可能求得身安國寧。因此，他重視“納諫”、“納賢”是歷代皇帝所不及的。他非常贊同魏征“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的意見，懂得“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護短而永愚”(《貞觀政要·求諫》)的道理。他說：“人欲自照，必須明鏡；主欲知過，必藉忠臣。主若自賢，臣不匡正，欲不危敗，豈可得乎？”“人君必須忠臣輔弼，乃得身安國寧�！�(《貞觀政要·求諫》)所以李世民以隋煬帝拒諫為戒，特別強調要求臣僚進諫。他曾多次說過：“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長久，國無危敗，君有違失，臣須極言�！�(《貞觀政要·行幸》)“今天下安危，系之于

 1/3    1 2 3 下一頁 尾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