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光武帝授金印之謎作者：汪高鑫 出版社：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

古代中日兩國人民的交往，不但有具有嚴肅特點的史書的記載，而且有充滿著遐想的動人的傳說，還有那常年埋藏在地下的最具有說服力的實物。在日本距離中國大陸較近的九州地區，曾經在發掘的日本彌生時代（公元前后）的古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由中國大陸傳去的古器物，主要是銅鏡、銅劍、銅茅等。而中國史書所記載的歷史上漢光武帝授于倭王的那塊彌足珍貴的金印，竟然也在1700余年之后于日本九州的志賀島奇跡般地重見了天日。這一重大發現，無疑是反映中日兩國古代交往的一個重要歷史事件。

中國史書關于漢光武帝授金印的記載

在中國古代史籍中，最早對日本作出具體記載的是《三國志·魏書》的《倭人傳》。該傳認為在中國漢朝時，倭國已開始遣使交通，“漢時有朝見者”。南朝人范曄撰《后漢書》，其《倭傳》有關倭國列島情況的記載，幾乎全部抄自《三國志》。不過，在談到兩國之間交往時，則有不少增補內容，其中關于漢光武帝賜倭人印綬的記載，便是《三國志》所沒有的�！逗鬂h書·倭傳》中說：“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

建武中元二年，即公元57年，也是東漢光武帝在位的最后一年�！逗鬂h書·倭傳》明確記載了這一年光武帝接見倭國使者，向倭人“賜以印綬”之事。由于在《后漢書》之前問世的《三國志》未載此事，而《三國志·魏書·倭人傳》又是最早系統記載日本列島情況的史書，加上也沒有旁的記載可資佐證，此事的可信度，確實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一直受到一些史家的質疑。

日本福岡縣志賀島漢金印的發現

1784年陰歷初春2月23日，在日本九州地區福岡縣的志賀島上，一個名叫甚兵衛的農民發現了一件古物——一枚中國漢朝時期的金印。

說起金印的發現，其實是很偶然的。當時志賀島農民甚兵衛正在為防備來年可能出現的旱災而修筑一條水渠。在搬動一塊大石頭時，他無意間發現了大石底下一塊與泥巴相裹著的金屬。他并不認識此物，便讓家里人和近鄰辨識，一個名叫才藏的米鋪主人告訴他這是一方金印，不過這個人也沒有認識到此印章的價值。后來消息傳到地方官那里，金印便逐級上交到了管轄這片土地的黑田藩主的手中，他賞給了農民甚兵衛五枚白銀，又將此印送給藩中一個很有學問的名叫龜井南溟的儒者鑒定。龜井南溟經過仔細鑒定后告訴黑田藩主，這方上面刻有“漢委奴國王”三行五個字的金印，便是中國《后漢書》里記載的漢光武帝所賜印章。黑田藩主知道這方金印的價值后，便將它作為傳家之寶珍藏起來。據近代變法人士黃遵憲《日本國志》記載，他當時做駐日本公使時，“嘗于博覽會中親見之”。印是“蛇鈕方寸，文曰‘漢委奴國王’”�，F在此金印收藏在福岡市立美術館中，被日本政府指定為國寶。當年發現金印的地方，早在1922年就樹立了一塊刻有“漢委奴國王金印發光之處”的石碑，以作紀念。

志賀島漢金印的真實性問題

那么，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果真是《后漢書》中記載的、被人們傳說已久的漢光武帝所賜日本委奴國王的印章嗎？龜井南溟的鑒定究竟是否可靠？經過中日雙方的學者的長期考證和一些新的考古發現，證實金印的形制是符合漢制的，它的真實性完全可以確定。

志賀島漢金印后來經過實測，它的重量是108克左右，印面呈正方形，2.3厘米見方，高約2.2厘米，蛇鈕高1.3厘米，陰文篆書。根據漢制，賜予諸侯王的金印大不逾寸。而這塊金印每邊長為2.3厘米，正好符合東漢建初銅尺的一寸，可以說在尺寸上是符合漢制的。

不過，漢代的印章是等級分明的，一般從質地來講，天子是玉印，諸王和宰相是金印，九卿是銀印，蠻夷則為銅��；從印鈕來講，諸侯王為駝鈕，列侯為龜鈕，將軍為虎鈕，蠻夷則為虺鈕。從這兩方面看，學者認為志賀島上所發現的金印并不完全與漢制符合，所以當初龜井南溟鑒定此印時，也說與漢制有一些出入。不過，龜井南溟認為蛇鈕倒是可以解釋得通，因為蠻夷之地多虺、蛇，虺、蛇同類，蛇鈕應該同于虺鈕。這個問題隨著1956年中國云南省晉寧縣石寨山古墓群的東漢金印出土，得到了明確的解釋。在這次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刻有“滇王之印”的蛇鈕金印。這個發現證明了這樣一個事實：東漢所賜蠻夷的印章，并不完全依照漢制；金印駝鈕本為諸侯王印章，蠻夷一般為銅制印章，但也有用金印蛇鈕的。

金印與中日的早期交往

自從金印發現后，中日兩國學者對它進行了長期的研究。那么，為何一枚金印會受到中日兩國學者如此的重視？它在古代中日關系史上究竟有何重要意義？

首先，日本九州志賀島漢金印的發現，證明了中國古代史籍記事的嚴謹，一條看似不經意的記載，卻決不是憑空而來，它一定是有所依據的。

其次，漢光武帝賜予日本委奴國王金印，說明早在公元57年時，日本列島已經有國家向中國漢朝奉貢朝賀了；而光武帝之所以賜給委奴國王蛇鈕金印，以諸侯王的規格相待，說明漢皇朝對于委奴國遣使的高度重視，廣言之，也就是對于與日本列島交往的重視。

再次，金印是古代中日兩國友好往來的標志和證據。古代中日之間的往來，最早要追溯到舊石器時代；在先秦時期，更有一些中國難民經過朝鮮半島來到日本列島，也有少數直接從海上到達日本，關于這些被日本稱作“渡來人”的中國流民，在中日兩國特別是日本的早期史書和其他書籍中都有很多的記載。相對而言，在公元前后日本彌生時代中日相互間的往來可能更加頻繁一些，這一點從考古發掘中已經得到證實，同時史籍中的記載也可為佐證。就在《后漢書·倭傳》記載光武帝賜金印之事后，又接著記載了漢安帝時日本倭國遣使的情況：“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愿請見�！庇莱踉�，即107年，這與上次委奴國遣使相距剛好50年。這里所獻“生口”，一般認為是奴隸，也有學者認為是派來學習的，近似于后來的遣隋使、遣唐使。不過無論哪種說法，從“百六十人”這個數字可見，這次的遣使規模確實是很大的。將此兩件事結合起來看，說明日本彌生時代，也就是中國漢朝時，日本遣使往來不但比較頻繁，而且規模也比較大。由于比起書籍記載，實物更具有直觀性，從這個意義上講，金印無疑是古代中日友好往來的最好的見證。

最后，隨著中日兩國自古以來不斷的民間往來，以及日本多次遣使朝賀，先進的中國古代文化也因此而源源不斷地輸入到古代日本，這對于古代日本社會的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以及政治制度的建立，特別是離中國最近的九州地區的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無疑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