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就是國立北京女子師范大學為十八日在段祺瑞執政府前遇害的劉和珍楊德群〔2〕兩君開追悼會的那一天，我獨在禮堂外徘徊，遇見程君〔3〕，前來問我道，“先生可曾為劉和珍寫了一點什么沒有？”我說“沒有”。她就正告我，“先生還是寫一點罷；劉和珍生前就很愛看先生的文章�！�
這是我知道的，凡我所編輯的期刊，大概是因為往往有始無終之故罷，銷行一向就甚為寥落，然而在這樣的生活艱難中，毅然預定了《莽原》〔4〕全年的就有她。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這雖然于死者毫不相干，但在生者，卻大抵只能如此而已。倘使我能夠相信真有所謂“在天之靈”，那自然可以得到更大的安慰，——但是，現在，卻只能如此而已。
可是我實在無話可說。我只覺得所住的并非人間。四十多個青年的血，洋溢在我的周圍，使我艱于呼吸視聽，那里還能有什么言語？長歌當哭，是必須在痛定之后的。而此后幾個所謂學者文人的陰險的論調，尤使我覺得悲哀。我已經出離憤怒了。我將深味這非人間的濃黑的悲涼；以我的最大哀痛顯示于非人間，使它們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將這作為后死者的菲薄的祭品，奉獻于逝者的靈前。
二
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慘淡的人生，敢于正視淋漓的鮮血。
這是怎樣的哀痛者和幸福者？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跡，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著這似人非人的世界。我不知道這樣的世界何時是一個盡頭！
我們還在這樣的世上活著；我也早覺得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離三月十八日也已有兩星期，忘卻的救主快要降臨了罷，我正有寫一點東西的必要了。
三
在四十余被害的青年之中，劉和珍君是我的學生。學生云者，我向來這樣想，這樣說，現在卻覺得有些躊躇了，我應該對她奉獻我的悲哀與尊敬。她不是“茍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
她的姓名第一次為我所見，是在去年夏初楊蔭榆女士做女子師范大學校長，開除校中六個學生自治會職員的時候�！�5〕其中的一個就是她；但是我不認識。直到后來，也許已經是劉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