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脊梁”是一個民族的概念，而不僅僅是中華民族中某一階級、某一集團的概念，在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情況下，更是如此。

我們中華民族是有著光榮革命傳統的偉大民族，她孕育了千千萬萬個英雄豪杰，其中既包括勞動人民中的優秀人物，也包括剝削階級中的志士仁人以及歷代統治階級中的杰出人物。

由于歷史條件的原因，后者的聰明才智比前者有更多的機會得到發揮；他們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科學、藝術等領域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也比后者有更多的可能在史書上有所記載。

文中所論及的四種為民請命的人，（此四種人理解有單獨分析文章，請點擊打開)

歷代統治階級中的不少杰出人物，都把為民請命、舍身求法奉為行動的準則，這樣的例證，史不絕書。甚至無產階級革命的一些先驅，有時也借用這一成語來激勵自己的革命意志。

可見，作者在這里列舉的幾種類型的人，都不僅僅限于某一階級或集團，而是指我們整個中華民族的精華。

魯迅是實事求是的典范。

對于那些所謂“正史”，他雖然借用梁啟超的說法，認為它們不過是為帝王將相作家譜，但這并不意味著對歷代統治階級采取簡單否定、一筆抹殺的態度，更不意味著對他們中的杰出人物所做的貢獻也采取不承認主義。他曾經把漢唐統治者魄力的“雄大”與“閎放”和“人民具有不至于為異族奴隸的自信心”一起來加以肯定；他還推崇被人誤認為奸臣的曹操是個“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個英雄”，至于他稱贊一些在文學史上做出重要貢獻的詩人和散文家的例子，就更是俯拾皆是了。

對于那些被現代的某些人改鑄得無比高大的農民起義領袖，魯迅也從未做過無原則的歌頌，而是毫不掩飾他們歷史和階級的局限性。他對明末農民起義領袖張獻忠多有針砭，即是一例。

同樣，現實生活里的“脊梁”，既包括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也包括中華民族中其他階級和集團中的杰出人物。

就在作者寫作本文之前兩年，在日本帝國主義挑起的“一二八”事變中，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就曾奮起抵抗，重創敵人，使之四易司令。在作者寫作本文之前一年，二十九軍又血戰喜峰口，以大刀和血肉之軀與敵人拼搏，震驚中外。

國民黨軍隊在這些戰斗中所表現出來的與敵人血戰到底的英雄氣概，無疑是“有確信，不自欺”，“前仆后繼的戰斗”的具體表現，在民族敵人面前，他們理應和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革命人民同屬于民族“脊梁”之列。

至于作者在本文中所指斥的失掉自信力而發展自欺力的人，主要指的是國民黨政府中的一部分上層人物，但也不宜理解得過于絕對。

本文明明寫道，這種自欺力已“籠罩了一切”�？梢�，這種思潮也不僅僅局限于一個階級、一個集團。恩格斯在論述三十年戰爭給德國帶來的影響時指出，小資產階級的市儈庸俗習氣“已經沾染了德國的一切階級”，“它既經�；\罩著王位，也經�；\罩著鞋匠的小屋”�！斑@種舊遺傳病毒”甚至“感染”到黨內，以至“必須警覺地注意這些人”。聯系到作者一貫堅持的對國民“劣根性”的解剖，我們也應該承認，這種缺乏自信力甚至發展著自欺力的現象與人民群眾中的某些不覺悟的部分也并非絕緣。

正由于此，在困難當頭的情況下，強調民族自信力，喚起民族自豪感，就成了思想戰線上一項十分緊迫的任務，而《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就是魯迅實踐這一任務的光輝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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