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梅圣俞墓志銘》“嘉祐五年，京師大疫”原文及翻譯
嘉祐五年，京師大疫。 嘉祐五年，京城發生了大規模的瘟疫。
四月乙亥，圣俞得疾，臥城東汴陽坊。四月乙亥(十七)日，圣俞染上疾病，躺在城東汴陽坊里。
明日，朝之賢士大夫往問疾者，屬路不絕。第二天，朝廷賢士大夫前往探問病情的人，路上接連不斷。
城東之人，市者廢，行者不得往來，咸驚顧相語曰：“茲坊所居大人誰耶?何致客之多也!”居八日，癸未，圣俞卒。城東的老百姓，做買賣的停市了，過路的不能往來通行，都驚訝地看著，相互議論說：“這座坊里住的大人物是誰呀?怎么招來這么多客人?”過了八天，到癸未(二十五)日，圣俞去世了。
于是賢士大夫又走吊哭如前日益多。這時候賢士大夫又都前往吊唁痛哭，情形如同前些日子一樣，而且人數更加多了。
而其尤親且舊者相與聚而謀其后事，自丞相以下皆有以賻恤其家。他最為親近、交情最深的人都聚在一起，商量他的后事，自丞相以下，人們都贈送錢財，幫助辦理喪事，周濟他的家人。
六月甲申，其孤增載其柩南歸，以明年正月丁丑，葬于宣州陽城鎮雙歸山。六月甲申(二十八)日，他的兒子梅增用車裝著他的靈柩起程回南方，于第二年正月丁丑，在宣州陽城鎮雙歸山安葬。
圣俞，字也，其名堯臣，姓梅氏，宣州宣城人也。 圣俞，是字，他的名叫堯臣，姓梅，宣州宣城人。
其家世頗能詩，而從父詢以仕顯，至圣俞遂以詩聞。 他家世代都很擅長寫詩，叔父梅詢則因做官而顯名，到了圣俞便因詩歌而聞名。
自武夫、貴戚、童兒、野叟，皆能道其名字，雖妄愚人不能知詩義者，直曰此世所貴也，吾能得之，用以自矜。從武夫、貴戚到兒童、農夫，都能說出他的名和字，即便是愚庸無知、不能懂得詩歌含義的人，只是說他的詩是社會上看重的，我能得到他的詩，以此來自我夸耀。
故求者日踵門，而圣俞詩遂行天下。所以求詩的人每天都接連不斷登門，圣俞的詩于是流傳天下。
其初喜為清麗閑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然氣完力余，益老以勁。他的詩起初喜歡追求清麗閑雅、恣肆平淡的風格，后來就變得涵容深邃、發揮廣遠，偶爾也雕琢詞句表現得怪異奇巧，然而氣勢充沛，富有力度，筆法更加蒼老遒勁。
其應于人者多，故辭非一體，至于他文章皆可喜，非如唐諸子號詩人者僻固而狹陋也�！ �他應別人的請求而作的詩歌很多，所以他的詩并非只有一種風格。至于其他的文章，也都令人喜愛，并不像唐代那些號稱詩人的人的文章，都很怪僻拘泥，狹隘淺陋
圣俞為人仁厚樂易，未嘗忤于物。圣俞為人仁愛厚道，和樂平易，從不曾和人有過抵觸。
至其窮愁感憤，有所罵譏笑謔，一發于詩。當他窮困憂傷、感慨忿懣時，凡是對事情有所謾罵譏諷、嘲笑戲謔，全都在詩歌里表現出來。
然用以為歡，而不怨懟，可謂君子者也。 然而他只是以詩取樂，而不是借此怨恨什么，真可謂君子。
初在河南，王文康公見其文，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 當初圣俞在河南時，王文康公看了他的文章，慨嘆說：“二百年來沒有這樣的文章了。”
其后大臣屢薦宜在館閣，嘗一召試，賜進士出身，余輒不報。此后大臣們多次薦舉他應該在館閣任職，朝廷曾經召他應試過一次，賜他為進士出身，其余的建議都未批復。
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余人言于朝曰：梅某經行修明，愿得留與國子諸生講論道德，作為雅頌，以歌詠圣化。乃得國子監直講�！�嘉祐元年，翰林學士趙概等十多人在朝廷上陳言說：梅某的學問人品整飭清明，希望留用他，讓他給國子監的學員們講解道德準則，創作雅頌歌樂，以歌頌圣明的教化。圣俞這才獲得了國子監直講的職務。
圣俞初以從父蔭補太廟齋郎，歷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以德興縣令知建德縣， 圣俞當初憑借叔父的恩蔭，補為太廟齋郎，歷任桐城、河南、河陽三縣主簿，由德興縣令擔任建德知縣。
又知襄城縣，監湖州鹽稅，簽署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永濟倉，國子監直講，累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 又任襄城知縣，監管湖州鹽稅，兼任忠武、鎮安兩軍節度判官，監管永濟倉，任國子監直講，積功升到尚書都官員外郎。
嘗奏其所撰《唐載》二十六卷，多補正舊史闕繆。他曾經上書自己所編撰的《唐載》二十六卷給朝廷，這本書對舊史書中的缺漏和錯誤作了很多補充和糾正。
乃命編修《唐書》，書成，未奏而卒，享年五十有九�！�朝廷于是命令圣俞編修《唐書》，書完成后，尚未上書給朝廷，圣俞便去世了，享年五十九歲。
圣俞學長于《毛氏詩》，為《小傳》二十卷，其文集四十卷，注《孫子》十三篇。 圣俞的學問在研究《毛氏詩》方面有專長，作《小傳》二十卷，他的文集有四十卷，注解《孫子》十三篇。
余嘗論其詩曰：“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蓋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后工也。”圣俞以為知言�！ �我曾經評論他的詩歌說：“世人說詩人很少顯達，大多窮困，其實不是詩能使人窮困，而是詩人大概在窮困潦倒之后詩才寫得好。”圣俞認為我說的是內行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