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坐著火車去北京

許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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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鄉在西北，1975年的時候還很小，很土。我就很土，像個土孩子，成天土里滾，泥里爬，臟兮兮的。我們的村莊在山跟前，很偏僻，離馬路有七八公里，根本就不可能見到汽油車、柴油車，看過來看過去都是架子車。離村莊最近的火車站，叫夏官營車站，南來北往的車，多的不停，經年累月，坐車的人少，送行的人也少，車站就很孤寂。偶爾在很深的夜里或者有列車急了了地停下，又急了了地開了，根本不需要體味故鄉的氣候，熱還是冷，有風無風，人多人少。甚至連那里的氣味都聞不到，就又勢利地離開了。

車站是一個門戶。那一年的春天，我就是從那個門戶上了龐大的火車。車廂里很寬闊，人不多，走道上沒有站人。南來北往的方言，在車廂里飄散，像饃饃渣子。那天是個陰天，但并不防礙我的情緒，我在車廂里跑來跑去，很安全，那時沒有人販子，也沒賊，天下太平。那是個安穩的年代，人安穩，沒有壞心眼。社會也很安穩。至少，在后來有些人憶苦思甜時，我從沒有過饑餓的感覺，從沒有食不裹腹的時候。也許是家鄉太封閉了，外面的風吹不進來，也許是母親過于勤勞了，她靠并不寬厚的肩膀撐起了父親甩給她的包袱，也許因為漫長的旅途都是在車廂里，有熱水，有方便面，有干糧。

火車“轟隆隆”地離開故鄉，帶著我去北京。那時的我4歲多一點，從沒出過遠門，從沒坐過火車，從沒去過北京。

父親是軍人，我們隨他去，學名兒叫“隨軍”。那時談不上眼界，從父親的嘴里知道解放軍，知道毛主席，也知道天安門，但不知天安門有多大，多雄偉，對于一個農家出身的孩子，若不是有一個當解放軍的父親，恐怕眼界大不過房檐兒。

沿途的一切如過眼煙云，都被狠狠地甩在后面，列車于兩天兩夜之后，如約到達北京。

北京是列車的終點。

我們出了北京火車站，顧不得一身疲乏，手牽手急切切地去了天安門。走了很長一段路，都快走不動時，父親說，到了——我的眼皮子間像突然支了小木棍——父親說，看，天安門！我放眼看去時，天，那么大、那么寬的廣場，威武的城樓，雄偉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整個兒都入了眼，我緊緊地拉著母親的手，腦袋卻跟個轱轆似的轉來轉去，有些“呆”，也有些“傻”，“土”得掉渣兒。

天安門廣場上游人不多，但也不少，大家都在忙著照相，人們都端站著，或者端蹲著，微微地笑著，“很中國”，照相師傅“咔咔”，又“咔咔”，忙得不亦樂乎。我們一家也端端地站在廣場上，分別以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毛主席紀念堂為背景，照了幾張相，有全家福，有我和弟弟的合影。我心里那個美滋滋的勁兒，別提了。

那時哪里有彩照，照相的師傅都是用清一色的海鷗120相機照黑白照，照完相當時看不到相片，交了錢，留了地址，大約十天半月后，照相的師傅才能把洗出來的相片通過郵局寄給我們。我們看到的相片都是方方正正的，那是用120底片印出來的，都一個樣兒。

那幾張照片對于我來說是非常珍貴的，那樣的照片對于中國人而言都是彌足珍貴的。照片陪伴著我們一家天南地北地“跑”，其間我們搬過無數次的家，丟過無數物件，但那些照片卻永遠地被母親珍藏著。乃至后來，我還驕傲地向我的女兒不止一次地炫耀過，看，爸爸4歲就去過天安門！

對于中國老百姓來說，去天安門，是一種永恒的情結，代代相傳——北京是所有中國人的首都，天安門是所有中國人的廣場。

也許是某種力量的驅使，中國人何時去北京，一般都會去天安門轉轉。自小至今，我大約去過十多次天安門，每次都心如朝圣。

時過境遷，家鄉不再是老樣子了，隨眼看去都是車，什么檔次的都有；都是樓，什么好看的樓都有；山上也有了樹，很多地方都變得郁郁蔥蔥的——我也不再是那個土孩子了，漸入不惑之年，我從家鄉到北京，坐過飛機，飛機在云霄中穿行，真快，一個多小時，便穩穩地降落在首都國際機場，然后我坐機場大巴去王府井選一家酒店住下，為的是能離天安門廣場近一點，晚上好去散散步。

那一天，華燈初上時，我來到了天安門廣場，仰望星空，月如金盤，心如鏡湖。廣場上人流如織，笑語歡聲此起彼伏。

我在廣場上慢慢地踱步，我的心情，卻如1975年時那么“慌亂”，我在搜尋那個幼童的氣息，也在體味一個民族偉岸的胸襟——夜風襲來時，廣場是安寧的，也是祥和的，它包容了世事，大化小，小化無，留下的，是華夏之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