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21歲的袁義達在山西懷仁縣插隊，別人用來打牌、閑聊的時間，他卻用來翻閱從老農家借來的《康熙字典》。他發現，在姓氏部分，有很多姓是從來沒見過的，有的甚至連字他都不認識。從此他開始抄錄這些眼花繚亂的姓氏，插隊結束時已經積累了2700多個。這就是袁義達對姓氏研究的緣起。后來上大學專業是生物化學，畢業分配到中科院遺傳研究所工作，似乎離他感興趣的姓氏遙遠了。
1984年，世界著名的群體遺傳學家、美國斯坦福大學教授魯卡卡瓦利-斯福扎來到遺傳研究所，帶來了“姓氏基因”理論，他希望能與中國的遺傳學家合作，通過研究姓氏在人群中的分布，分析人群間的親緣關系和歷史上人群遷移模式等。而從事這項研究僅有自然學科的知識是遠遠不夠的，對姓氏、歷史有著濃厚興趣的袁義達先生于是自告奮勇，他慶幸終于找到了屬于自己的研究方向�，F在，姓氏群體遺傳學——人類群體遺傳學的一個分支，已經成為國際上一門新興的學科，而袁義達先生是中國惟一從事此項研究的學者。
前不久一家電視媒體提出采訪袁義達先生，袁先生為慎重起見請示了研究所領導，領導提了兩條要求：不泄露研究機密，不貶低同行。聽到后一條，袁先生樂了：“我沒有同行�！�
在袁先生的書架上，一排《二十五史》和眾多歷史學書籍格外醒目。他說：“別人讀史注重故事，我關注人名、姓氏。那些烈士、烈女名錄就是我進行歷史上姓氏統計的資料來源�！�
袁義達發現，“姓氏基因”研究顯示的生動的生命遺傳信息與歷史的發展可相互印證。宋、元、明、當代四個歷史時期的姓氏分布曲線雖然吻合一致，但也存在細小差異，如明朝七大最常見姓氏占人口的比例比宋朝和當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中國人口曾經大幅度降低過。歷史人口數據表明，由于連年戰爭和屠殺，在元朝，北方和四川的人口急劇減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帶的人口卻相對增加，姓氏分布記錄與此吻合。北方地區主要姓氏王、李、張、劉和楊占人口的總比例在明朝比宋朝和當代都低1個百分點，尤其趙姓的比例降低了4個百分點，這是因為趙姓是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沖擊。到了清朝，政局比較穩定，經濟發展，人口迅速增加至4億，南北人口比重趨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復和超過了宋朝時期相應姓氏所占的比例。
“目前，‘姓氏基因’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結果是：同是漢族姓氏，卻可以從血緣上分成兩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嶺為界，南北兩地漢族血緣差異頗大，甚至比南北兩地與當地少數民族的差異還要大�！痹x達介紹說。十幾年來，袁先生與助手收集了上百萬份血型以及酶、蛋白質等遺傳標記數據，研究其分布規律，并和姓氏的區域分布比較，從遺傳學角度進一步證實了以前生物學和人類學、歷史學得出的結論：漢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緣上的完整群體，整個漢族是在與少數民族的逐漸交融中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