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周樹人
生卒年月：18819-193610
歷史地位：思想家、文學家
籍 貫：浙江紹興
1881年9月25日，是一個平凡的日子。生活在那個時代的人們，像往常一樣，為生活而四處奔波。這又不是一個平凡的日子，因為上天賜予我們一個精靈，讓他去遍嘗人世間所有的苦難，代表每一個黃皮膚黑眼睛的華夏兒女，述說一個民族的興衰榮辱。
他，就是周樹人，我們更習慣于稱他魯迅先生。
古老的江南水鄉——紹興，有幸成為了魯迅先生的故鄉。讀書、做官、興宗耀祖或許是所有紹興人的集體夢想，周家也不例外。先生的祖父名叫周福清，考中了進士，在朝中為官。父親周伯宣雖屢試不中，卻也是個飽讀詩書的博學之士，這樣的家庭環境使得魯迅先生自小便受到了很好的傳統文化教育。他7歲入私塾，12歲入三味書屋，在學習“四書五經”、《唐詩三百首》等的同時，還博覽“雜”書，如《西游記》、《山海經》、《蕩寇志》、《茶經》、《釋草小記》等，為他日后的創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然而，一場突出其來的災難改變了少年魯迅的生活。1893年，先生的祖父因科場賄賂案而被捕入獄，父親連驚帶嚇一病不起，家道由此中落。魯迅前幾日還是少爺身，現在卻成了落難者和乞食客。在世態炎涼中，他第一次真正看清了這個社會，弄明白了什么是生活。
1898年5月，18歲的魯迅來到南京，就讀于南京水師學堂，次年轉入礦路學堂學習礦業。在這里，他第一次接觸到緣自西方的新知識、新思想。他如饑似渴地閱讀維新論的報刊、書籍，從此自由、平等、民主的思想種子埋在了青年魯迅的心里。
在礦路學堂中，魯迅先生是年齡最小的一個，可他的學業是最為出色的。每次考試總是很早交卷，成績卻往往是優。礦路學堂規定：在每月月考中成績優秀者可獲得一個三等獎章，累積到一定數量時，換發一個二等獎章，依此類推發頭等獎章、金質獎章。而后者最為難得，在全班同學眼中如同摘星攬月一般，而魯迅先生是惟一獲得這項殊榮的人。得到金質獎章之后，他并沒有拿著它四處炫耀，而是變賣成買書錢，以期獲得更多的知識。參見鈕岱峰《魯迅傳》，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9年。先生在他年輕時就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凡事都要從腳下做起，踏踏實實；青年時期最重要的就是要學好知識，不斷提高、完善自己。1901年，魯迅先生以優異的成績被選派東渡留學日本。7年的留學涯改變了魯迅先生的一生。那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中國落敗之際，晚清政府的昏聵無能，留學生的麻木不仁以及日本人的嘲笑歧視，令魯迅先生真正懂得了“弱國寡民”的含義。大清學生初到日本時，拖著自以為“國粹”的大辮子，被日本國那些自視甚高者稱作“支那豬”。有骨氣的青年人紛紛要求剪掉這條象征著恥辱的辮子，卻受到清政府派來的學監的嚴辭拒絕。魯迅先生不管那一套，甘冒被除名的危險，毅然上街去剪了辮子，還拍了“斷發照”作為留念，以表達自己同舊傳統的決裂。
從東京的弘文學院到仙臺的醫科專門學院再到《域外小說集》的出版，魯迅先生一直在苦苦
探尋著富國強民的道路。最終，他選擇了文學：“我便覺得醫學并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于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于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自此，先生就走上了一條思想啟蒙的救國道路。
1909年，魯迅先生回到了闊別已久的祖國，先后在浙江兩所學堂擔任教員。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先生應當時的教育總長蔡元培的邀請，在教育部任職。風起云涌的大革命并沒能持續多久，袁世凱上臺后大搞恐怖統治，捕殺革命黨人，先生迫于時局躲在紹興會館里抄古碑，讀佛經，以此向專治的統治者做無聲的反抗。
新文化運動開始后，先生迎來了他第一個創作高峰：1918年4月《狂人日記》、8月《孔乙己》、1919年4月《藥》、1921年1月《故鄉》、12月《阿Q正傳》……同時，積極參與爭取自由平等民主的斗爭。女師大學生風潮中，他堅決站在學生們一邊，與同學們并肩作戰，反抗當時北洋軍閥政府的殘酷迫害。而在隨后發生的“三·一八”慘案、“五卅”運動、與“學衡派”的論戰中，魯迅先生都顯示出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人格力量。他撰寫的許多篇文章像匕首、投槍，直指反動派的要害，因此也受到當局的迫害，不得不南下避難。在廈門大學、中山大學，魯迅先生擔任國文系教授，講授中國文學史和小說史，為此而撰寫的講義《中國文學史略》也成為日后從事學術研究者必讀的經典之作。
1927年先生來到上海，從此開始了職業文人的生涯，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上海，是當時的革命中心，又是各種勢力糾纏斗法的“道場”，先生身處其間，自然免不了與那些“御用文人”打筆仗。這期間，先生作了大量的雜文，編成《三閑集》、《二心集》、《集外集》等出版，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成為那個時代最響亮的音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