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寄歐陽舍人書》“鞏頓首再拜”原文逐句翻譯
鞏頓首再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墓碑銘。曾鞏叩頭再次拜上，舍人先生：去年秋天，我派去的人回來，承蒙您賜予書信及為先祖父撰寫墓碑銘。
反復觀誦，感與慚并。我反復讀誦，真是感愧交并。
夫銘志之著于世，義近于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說到銘志之所以能夠著稱后世，是因為它的意義與史傳相接近，但也有與史傳不相同的地方。
蓋史之于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后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薦于墓，一也。因為史傳對人的善惡都一一加以記載，而碑銘呢，大概是古代功德卓著、才能操行出眾，志氣道義高尚的人，怕后世人不知道，所以一定要立碑刻銘來顯揚自己，有的置于家廟里，有的放置在墓穴中，其用意是一樣的。
茍其人之惡，則于銘乎何有?如果那是個惡人，那么有什么好銘刻的呢?
此其所以與史異也。這就是碑銘與史傳不同的地方。
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銘文的撰寫，為的是使死者沒有什么可遺憾，生者借此能表達自己的尊敬之情。
而善人喜于見傳，則勇于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行善之人喜歡自己的善行善言流傳后世，就發奮有所建樹;惡人沒有什么可記，就會感到慚愧和恐懼。
至于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于篇，則足為后法。至于博學多才、見識通達的人，忠義英烈、節操高尚之士，他們的美善言行，都能一一表現在碑銘里，這就足以成為后人的楷模。
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銘文警世勸戒的作用，不與史傳相近，那么又與什么相近呢!
及世之衰，為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到了世風衰微的時候，為人子孫的，一味地只要褒揚他們死去的親人而不顧事理。
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夸后世。所以即使是惡人，都一定要立碑刻銘，用來向后人夸耀
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于是乎銘始不實。。撰寫銘文的人既不能推辭不作，又因為死者子孫的一再請托，如果直書死者的惡行，就人情上過不去，這樣銘文就開始出現不實之辭。
后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茍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后。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后代要想給死者作碑銘者，應當觀察一下作者的為人。如果請托的人不得當，那么他寫的銘文必定會不公正，不正確，就不能流行于世，傳之后代。所以千百年來，盡管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巷小民死后都有碑銘，但流傳于世的很少。這里沒有別的原因，正是請托了不適當的人，撰寫的銘文不公正、不正確的緣故。
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照這樣說來，怎樣的人才能做到完全公正與正確呢?
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我說不是道德高尚文章高明的人是做不到的。
蓋有道德者之于惡人則不受而銘之，于眾人則能辨焉。因為道德高尚的人對于惡人是不會接受請托而撰寫銘文的，對于一般的人也能加以辨別。
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跡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于名，有名侈于實。而人們的品行，有內心善良而事跡不見得好的，有內心奸惡而外表良善的，有善行惡行相差懸殊而很難確指的，有實際大于名望的，有名過其實的。
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好比用人，如果不是道德高尚的人怎么能辨別清楚而不被迷惑，怎么能議論公允而不徇私情?
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能不受迷惑，不徇私情，就是公正和實事求是了。
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于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但是如果銘文的辭藻不精美，那么依然不能流傳于世，因此就要求他的文章也好。
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
所以說不是道德高尚而又工于文章的人是不能寫碑志銘文的，難道不是如此嗎?
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并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但是道德高尚而又善作文章的人，雖然有時會同時出現，但也許有時幾十年甚至一二百年才有一個。
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因此銘文的流傳是如此之難;而遇上理想的作者更是加倍的困難。
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象先生的道德文章，真正算得上是幾百年中才有的。
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后無疑也。我先祖的言行高尚，有幸遇上先生為其撰寫公正而又正確的碑銘，它將流傳當代和后世是毫無疑問的。
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衋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世上的學者，每每閱讀傳記所載古人事跡的時候，看到感人之處，就常常激動得不知不覺地流下了眼淚，何況是死者的子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