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澤厚《老莊道家是孔學儒家的對立和補充者》高三議論文閱讀題及答案

正如郭沫若所指出的那樣：“中國舊時的所謂‘樂’，它的內容包含得很廣。音樂、詩歌、舞蹈，本是三位一體可不用說，繪畫、雕鏤、建筑等造型美術也被包含著，甚至于連儀仗、田獵、肴饌等都可以涵蓋。所謂‘樂’者，樂也，凡是使人快樂，使人的感官可以得到享受的東西，都可以廣泛地稱之為‘樂’。但它以音樂為其代表，是毫無問題的。”

可見《樂記》所總結提出的便不只是音樂理論而已，而是以音樂為代表關于整個藝術領域的美學思想，把音樂以及各種藝術與官能（“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和情感（“樂從中出”，“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緊相聯系，認為“樂近于仁，義近于理”，“樂統同，禮辨異”，清楚指明了藝術——審美不同于理智制度等外在規范的內在情感特性，但這種情感感染和陶冶又是與現實社會生活和政治狀態緊相關聯的，“其善民心，其移風易俗易”。

正因為重視的不是認識模式而是情感感受，于是，與中國哲學思想相一致，中國美學的著眼點更多不是對象、實體，而是功能、關系、韻律。從“陰陽”（以及后代的有無、形神、虛實等），“和同”到氣勢、韻味，中國古典美學的范疇、規律和原則大都是功能性的。它們作為矛盾結構，強調得更多的是對立面之間的滲透與協調，而不是對立面的排斥與沖突。作為反映，強調得更多的是內在生命意興的表達，而不在模擬的忠實，再現的可信。作為效果，強調得更多的是情理結合、情感中潛藏智慧以得到現實人生的和諧和滿足，而不是非理性的迷狂或超世間的信念。作為形象，強調得更多的是情感性的優美（“陰柔”）和壯美（“陽剛”），而不是宿命的恐懼或悲劇性的崇高。所有這些中國古典美學的“中和”原則和藝術特征，都無不可以追溯到先秦理性精神。

理性精神是先秦各派的共同傾向。名家搞邏輯，法家倡刑名，都表現出這一點。其中，與美學——藝術領域關系更大和影響深遠的，除儒學外，要推以莊子為代表的道家。道家作為儒家的補充和對立面，相反相成地在塑造中國人的世界觀、審美興趣上，與儒家一道，起了決定性作用。

儒家還要從孔子開始�？鬃邮澜缬^中的懷疑論因素和積極的人生態度（“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知其不可而為之”等等），一方面終于發展為荀子、《易傳》的樂觀進取的無神論（“制天命而用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另一方面則演化為莊周的泛神論�？鬃訉κ献宄蓡T個體人格的尊重（“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一方面發展為孟子的偉大人格理想（“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另一方面也演化為莊子的遺世絕俗的獨立人格理想（“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表面看來，儒、道是離異而對立的，一個入世，一個出世；一個樂觀進取，一個消極退避；但實際上它們剛好互相補充協調。不但“兼濟天下”與“獨善其身”經常是后世士大夫的互補人生路途，而且悲歌慷慨與憤世嫉俗，“身在江湖”而“心存魏闕”，也成為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常規心理及其藝術意念。但是，儒、道又畢竟是離異的。如果說荀子強調的是“性無偽則不能自美”，那么莊子強調的卻是“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前者強調藝術的人工制作和外在功利，后者突出的是自然，即美和藝術的獨立。如果前者由于以其狹隘實用的功利框架，經常造成對藝術和審美的束縛、損害和破壞，那么后者則恰恰給予這種框架和束縛以強有力的沖擊、解脫和否定。浪漫不羈的形象想象，熱烈奔放的情感抒發，獨特個性的追求表達，它們從內容到形式不斷給中國藝術發展提供新鮮的動力。莊子盡管避棄現世，卻并不否定生命，而對自然生命抱著珍貴愛惜的態度，這使他的泛神論的哲學思想和對待人生的審美態度充滿了感情的光輝，恰恰可以補充、加深儒家，而與儒家一致。所以說，老莊道家是孔學儒家的對立和補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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