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為什么不贊揚勞工

魯迅作為一個吶喊者，卻從沒見到過一篇贊揚勞工的文章，這是代為什么呢？

這得從近代中國與日本說起。近代中國落后挨打，日本卻擺脫了殖民國家危險，強大起來，這對魯迅的觸動是很大的。

現在回過頭來看，中日近代發展的異同也是歷史的必然。由于日本一直以來就是文化附屬國，以前附屬于中國，借鑒隋唐制度搞了一個“大化改新”，社會迅速發展，一直延續到十九世紀。

1840年開始的鴉片戰爭，讓日本看到中國的沒落，從而轉向西方，尋求新路，最終確立“脫亞入歐”的路線，心理上沒有什么大的妨礙，他們革新得那么徹底，以亞洲為落后和可恥，以西歐為未來目標，態度可以很堅決。

日本從學中國到學西歐，沒有什么心理上的壓力，反正都是學習人家的，誰好學誰的吧。

我們中國呢？就大不一樣了，我們曾經是亞洲核心，世界強國，一直以華夷等級之辯來對待世界格局，面對西方比自己強的現實，心理上是難以承受的。這在洋務運動“體用之辯”中體現了出來，陷于自大情緒不能自拔，這妨礙了中國近代的革新。這是福澤批判中國自大的原因，中國要轉變這個心態，要一代兩代人。

魯迅在這個方面從外部（日本）看到了中國內部的問題，理論上他受到尼采、斯蒂納影響。所以，他看見的國民性，是阿Q，是祥林嫂身上的國民性，是需要改造的國民。作品《藥》反映得猶其突出。

魯迅筆下的孤獨者實際上是這個時候最有意味的人物形象�！肮陋氄摺笔抢渫傅�，魯迅是過來人，看見過辛亥革命，張勛、袁世凱的復辟，等等，血已經冷透了。魯迅看不上傳統的文人和俠客，他們都不過是幫忙或者幫閑，魯迅也看不上當下的革命者和文人，所以是冷著眼看的，他的文章里多數看到的是憤怒和絕望還有傷感。

魯迅正處于這樣一個落后挨打而國民思想還未改變的時代，他是一個超越時代的人，清醒的認識到這一點的艱難，而這種國民性的改變,社會氣氛的大變革,是思想的轉變,而能實現這些的恰恰是當時的文化階層，而勞動人民由于受到當時最深重的壓榨，被剝奪了受教育的權利，正是需要改造的一個群體，這就包括《藥》中的旁觀者。所以作者筆下更多的是“孤獨者”的形象。

所以，魯迅無法轉換成一個歌頌工農民眾的作家，沒有辦法塑造這個正面的形象。（如果魯迅歌頌勞工，那一定不是生活在這個時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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