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科譜論文   

說到天文學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人類文化的萌芽時代，人們為了指示方向，確定時間和季節，而對太陽、月亮和星星進行觀察，確定了它們的位置，找到它們的變化規律，并且編制了歷法。因此天文學是最古老的自然科學學科之一。

古時候，人們通過用肉眼觀察太陽、月亮、星星來確定方向和時間，制定歷法，從而知道農業生產，這就是天文學的最早開端。早期的天文學的內容就其本質來說就是天體測量學。從十六世紀中期歌伯尼提出日心說開始，天文學的發展進入全新階段。哥伯尼的學說使天文學擺脫宗教的束縛，并在此后的一個半世紀中從單純的描述天體位置、運動的經典天體測量學，向著尋求造成這種運動力學機制的天體力學發展。

那么，我們來看一下天文學與周易中的四象： 

天文學中，四象的意義比較明確，是指黃道二十八宿中的東方蒼龍、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和北方玄武，也稱為四陸、四靈、四獸或四宮。而在《周易》中，四象一詞的內涵則比較豐富，其涉及范圍從各種自然現象，到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諸多領域。至于在兩者之中的四象來源是否相同，意義是否一致等都有待于進一步研究。 

在這里，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古天文學和《周易》之間的關系。從古天文學的角度來看，歷法是古天文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中國天文學史整理小組編寫的《中國天文學史》的觀點，遠古人類最早的天文活動就是觀象授時，這種授時實際上是最為原始和簡單的歷法，因此，中華民族的古天文學也可以稱為古代天文歷法�！痘茨献�?天文訓》所云“律歷之數，天地之道也”，從哲學高度上總結了歷法在天地之道中的首要和核心作用。如果再從《周易》的角度來看，“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仰以觀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所以，它與古天文學一定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鑒于此，筆者擬從考證古代天文歷法中的四象入手，探索四象的起源和演化，以及它在古天文學中的作用，然后再從《周易》的自然哲學高度上來分析四象的意義和內涵，如此，我們將得益匪淺。

一、古天文學中的四象演化過程的基本研究方法 。

關于四象的記載，從現存的歷史文獻來說，最早的是《尚書》、《周禮》、《禮記》、《吳子》和《呂氏春秋》等先秦經典；戰國時代的天文學家甘德、石申的著作(分別著有《天文星占》和《天文》二書)雖已佚失，但在《漢書?律歷志》中的關于二十八宿的數據仍然來自于石氏的著作�！�1】 到了西漢時期，在《史記、天官書》、《淮南子-天文訓》等文獻中，可以見到有關四象二十八宿的詳細記載。另外，就考古實物而言，1978年在湖北省隨縣擂鼓墩發掘的戰國早期曾侯乙墓（據考證可以確定為公元前433年或稍后的墓葬）中，發現一件漆箱蓋，蓋上繪有二十八宿的篆體古代名稱，以及斗和龍虎的圖案。1987年在河南濮陽西水坡發現的M45號墓（又稱龍虎墓）中的龍虎蚌塑，對于研究我國古代天文學，特別是四象和二十八宿，具有重要意義。

四象的起源和演化是一個跨越若干歷史時代的漫長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有一個重要標志，那就是四象二十八宿體系的創建。正是在這一體系之中，人們才有可能比較準確地把握日月五星的運動規律，才能夠制定科學歷法，從而誕生了古六歷——四分歷。所以說，我們有理由認為四分歷的創立時代就是四象二十八宿的完整體系最終形成的時代。其時間大約在春秋末期。確認了這一點之后，選擇其中有價值的文獻記載和考古成就把四象體系的演化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沿著歷史一直追溯到中華文明起源的遠古時代。 

四象體系演化的四個階段是：第一、春秋末期的四象二十八宿體系的創建時代，第二、以四仲中星為代表的五帝時代，第三、以西水坡龍虎墓和《周禮》中的四象旌旗為代表的仰韶時代，第四、以創世神話為代表的遠古時代。在這四個時代中，從古代記載、傳說和考古發現中找到具有時代特征的代表性天象來探索四象的起源和演化過程，以及四象在中華民族古代文化中的地位和作用。這就是研究古天文學和《周易》中四象的基本方法。 

二、四象二十八宿體系的創建時代考證 

這里所說的“四象二十八宿體系的創建時代”，應該具有以下兩個特征：第一，具有完整的四象二十八宿結構，這是一個可以用來觀測日月五星運行規律的古代天文參考系，其內容與《史記》和《漢書》中的有關記載基本相同，按照日躔順序錄入如下： 

東宮蒼龍：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宮玄武：斗、牛、女、虛、危、室、壁， 

西宮白虎：奎、婁、胃、昂、畢、觜、參， 

南宮朱雀：井、鬼、柳、星、張、翼、軫。

三、通過天文觀測已經具備較為完整的二十八宿的天文數據（距度和去極度）和日月五星的運行數據。這些數據是在制定四分歷過程中的一系列大規模天文觀測中得到的。所以說，四分歷的制定，意味著一個完備的四象二十八宿體系已經創建完畢。下面將通過四分歷的制定時間來確定二十八宿體系最終完成的年代，然后找到這一時代的天象記載，根據這一記載進一步確認當時的年代。 

關于古四分歷的制定過程，首先要提到的是《中國天文學史》中的有關論述： 

春秋時代大致是處于從觀象授時到制定科學歷法的過渡時代，關于這一時期的歷法，在《左傳》中有兩次用圭表測定冬至的記載，分別在魯僖公五年(B.C.655年)和魯昭公二十年(B.C.522年)。雖然這種觀測的誤差可以大到一、二天左右。但是通過長達幾十年或數百年的觀測資料的積累和平均，誤差就會大大降低，得到較為準確的回歸年長度，這樣就有了建立科學歷法的基礎。當時測定的回歸年長度是 日，因此，以此為基礎的歷法就叫做四分歷。 

另外，人們還發現，12個朔望月的總長度短于一個回歸年，所以必須安排閏月。根據王韜、新城新藏等人的工作統計，從魯宣公時代的B.C.589年以后，已經明確地掌握了十九年七閏的規律。 這一規律的發現，在歷法發展史上是一個巨大的躍進，掌握了這一規律，測定了比較準確的朔望月和回歸年長度后，歷法工作者就進入了科學歷法的大門。這樣，四分歷就誕生了，時間大約在公元前五世紀前后的春秋末期。

在戰國時代的天文學家甘德和石申的著作中記載有大量的四分歷制定時代的天文歷法資料，雖然已經遺失，但在《漢書、天文志》和《漢書-律歷志》中曾經多次提到過這些記載。由于西漢時期尚未發現歲差，故在漢武帝時代仍沿用甘、石的天文數據作為制定《太初歷》的基準。在《漢書、律歷志》中提到的“故傳不曰冬至，而曰日南至。極于牽牛之初，日中之時景最長，以此知其南至也”，就是對于《左傳》中的兩次測定日南至記載所作的說明。由此可見，關于“冬至牽牛初”的測定數據早在《左傳》成書的春秋末期即已確定。另外，在《漢書、天文志》中同時又提到“夏至至于東井，冬至至于牽牛，春秋分日至婁、角”，“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歷數之元，三正之始”，這里的“歷數”，指四分歷，“三正”則是夏正、殷正和周正。以上這些記載，說明了科學歷法創建時代以冬至為歲首，位于牽牛，也即二十八宿中的北宮玄武牛宿。 

值得慶幸的是，在《漢書、律歷志》中保留了當時的記載，其中有按照周歷十二月、十二次和二十四節氣測定的各項詳細的天文數據。本文將確認：它們都是在春秋末期創建四分歷時代測定的天文數據，后來記入甘、石著作的。

《史記、天官書》中記載的四象二十八宿體系的完整配置和對應關系。從這一體系的結構來看，四象對應四宮，每宮七宿，七宿中的第四宿（東宮蒼龍房宿、北宮玄武虛宿、西宮白虎昂宿和南宮朱雀星宿）作為基準星宿分別位于各宮幾何位置的中央，因此，每宮七宿對于相應的分至點來說是對稱的。例如在東宮蒼龍中，秋分點房宿位于中央，前后各有三宿（前方角、亢、氐，后方心、尾、箕），相對于房宿形成角對稱。原來的蒼龍曾經以尾宿為龍尾，增加箕宿的目的就在于保持東宮蒼龍的角對稱性。經過這樣設置之后，從角宿一到斗宿一就成為東宮蒼龍的疆域。西宮白虎、南宮朱雀和北宮玄武則分別對春分點昂宿、夏至點星宿和冬至點虛宿形成同樣的角對稱性。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以四仲中星作為四象二十八宿的基準一直得到人們的認同，甚至唐代僧一行在創建《大衍歷》時，也按照這一基準進行大規模的天文測量�！缎绿茣�、卷二十八》記載有“今以四象分天，北正玄枵中，虛九度；東正大火中，房二度；南正鶉火中，七星七度；西正大梁中，昴七度”。  

東西南北是地面上的方位，用來確定地面上物體之間的相對位置。同樣，把二十八宿分為東南西北四宮，是建立天空中的方位，用來確定天空中星宿之間的相對位置。但由于地球既有自轉又有公轉，在地球上的觀察者看來，星空始終在相對于地面轉動，它的東西南北處于不斷運動之中。這樣就需要選擇一個特定的時刻，在每年的這時，星空中的東西南北與地面上的對應方位互相重合，這一特定時刻就是天地相合的基準。中華民族遠祖選定的時刻是五帝時代的春分初昏，此時正值東宮蒼龍房宿昏見，四個基準星宿與東西南北的四方正向重合，形成東宮蒼龍位于正東、西宮白虎位于正西、南宮朱雀位于正南、北宮玄武位于正北的經典標準形式。從而建立了完整的四季、四方、四宮和四仲中星的對應體系，奠定了天空中方位的基礎。

___ 綜上所述，既然四獸天象中的大火、觜參和營室分別位于仰韶時代的秋分、春分和冬至點，那么完全可以合理地設想鳥宿應該位于夏至點翼宿。

___ 四象又稱四獸、四靈。四獸顯然來源于四獸天象，而四靈則是由于對四獸的崇拜而神靈化的結果。由于在仰韶時代的早期，四獸天象正好位于四方主星的位置，由此就得到一個很重要的結論：四獸和四靈作為民族的圖騰崇拜在仰韶時代早期就已經形成。這一時代，早于仰韶時代的龍虎墓年代。 

仰韶時代秋分日躔尾宿，五帝時代日躔房宿，由于大火遍歷房、心、尾三宿，以致蒼龍能夠在相當長的歷史時代中作為授時星象存在，因此，仰韶時代的四獸天象和五帝時代的四仲中星兩種古代著名天象都以傳說的方式，融合著中華民族特有的文化，經過數千年的漫長歲月，流傳并能夠影響到久遠的后世。如果我們繼續追溯的話，可以達到中華民族文化的源頭——創世神話。長沙子彈庫出土的楚帛書中記載的中國上古創世神話中有：

___ 在天地尚未形成，世界處于混沌狀態之時，先有伏羲、女媧二神，結為夫婦，生了四子。這四子后來成為代表四時的四神。四神的老大叫青干，老二叫朱四單，老三叫白大然，老四叫墨干。四神就是四宮，老大青干是青龍（又稱蒼龍），老二朱四單是朱雀，老三白大然是白虎，老四墨干是玄武（玄和墨都是黑色）。這就是說，后世的四宮的命名中保留了創世神話中的四種顏色，這說明了遠在上古傳說時代的人們就已經有了對四象的基本認識，后世的四宮來源于上古時代的傳說。

以上論述了古天文中的四象，不難看出，古人類對四象的認識來源于對春夏秋冬四季和東西南北四方的認識。這一認識過程是，最初，通過人類自身感官去認識一年中的寒暑和感受四季；然后，通過四方主星的昏見和昏中來認識四季；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逐漸不滿足于這樣的簡單認識，于是發展到在四方主星的基礎上建立四宮二十八宿體系，進一步認識十二次和二十四節氣。由此可見，對四象的認識實質上是對時間和空間的認識。 

在對時間的認識上，人類不僅限于認識一年四季和二十四節氣，而且還有對日和月的認識。例如，在古人類對日的認識中，通過對太陽升落時間的認識，把一天區分為晝、夜、晨、昏四辰。 在對月的認識中，通過對月亮圓缺的認識，把一月區分為望日、上弦、朔日、下弦四月相。這樣就完成了對年、月、日、時的總體認識，奠定了歷法的基礎。 

關于對空間的認識，人們通過日升日落的位置把地面大致區分為東、西、南、北四方。四方的建立首先在于選擇基準，即以日出為東，日落為西，東西之中軸為南北。但是，日出和日落的方向是隨季節而變化的，由春分到夏至期間的日出位置逐漸向北偏移，到夏至移至最北，由夏至到秋分則重新返回；由秋分到冬至期間的日出位置逐漸向南偏移，到冬至移至最南，由冬至到春分則重新返回。其中以春分和秋分時刻的日出位置居于這一移動范圍的正中，是最為理想的基準。此時恰值春分蒼龍昏見正東，秋分白虎昏見正東，并且由于此時人類已經進入了農業社會，突出了春分和秋分的作用。因此，雖然對東西南北的初步認識可能更早，但選定春分和秋分的日出位置作為正東，作為四方的基準，最有可能在農業社會的時代形成。

四方基準的確定還有一個方法，那就是北極星。古人類很早就認識了北極星的作用，以此作為確定正北的基準。同時也認識到北斗七星圍繞北極星的運行可以作為四季的授時星象。從前文所說的仰韶時代龍虎墓中的星象體系配置來看，墓主人頭南足北，龍虎斗分列東西北三方，顯然仰韶時代的遠古人類已經有了這一認識。 

只有建立了四方的基準，才能夠確認四方。只有正確地確定四方，才能認識四方主星。由于四季是由四方主星的昏見和昏中確定的，所以，四方和四辰是認識四方主星和四季的前提和基礎。這樣一來，人類對四辰、四方、四季、四方主星和四月相的認識共同構成了四象體系的基礎，于是，古代的四象體系可以綜合表示如下： 

春——東——主星蒼龍（仰韶：尾宿，五帝：房宿）——上弦——卯（朝）； 

夏——南——主星朱雀（仰韶：翼宿，五帝：星宿）——望日——午（晝）； 

秋——西——主星白虎（仰韶：參宿，五帝：昂宿）——下弦——酉（夕）； 

冬——北——主星玄武（仰韶：營室，五帝：虛宿）——朔日——子（夜）。 

由此可見，古代的四象體系是一個綜合時間和空間，包容天地的時空體系。所有這一切至少在仰韶時代已經完成。最初的時空體系非常簡單，每一個時間單元或空間單元用四個要素來表示：一年分為四季，一月分為四月相，一日分為四辰，大地分為四方，天空以四方主星標志四宮。這樣的時空體系可以稱之為原始的四象體系。隨著人們對自然界認識的深入和社會的發展，四要素逐漸演化為四個基準點，其中最重要的一組四要素是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四個分至點，及其對應的四方主星。二分二至與四方主星的結合，建立了融天地為一體的四個時空點，形成了古代人類“觀天法地”的基準，正是在此基準之上才有可能完成四象二十八宿體系——古代天文觀測參考系。

鑒于以上種種，我自認為，四象一詞是一個寓自然與哲理，寓歷史與文化的多層次的、博大精深的普適性概念，正因為如此，它才能在“范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的《周易》中占有特殊地位，成為《周易》符號體系中的基本要素，成為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基本構架，成為衍生萬物的基礎�！吨芤住分阅堋熬刻烊酥H，通古今之變”者，不可無四象也。

參考文獻： 

【1】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小組編：《中國天文學史》P44，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2】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小組編：《中國天文學史》P72，北京：科學出版社，1981。 

【3】 陳久金：《歷法的起源和先秦四分歷》，《科技史文集 第一輯（天文學史專輯）》P17，北京：科學出版社，1978。

【4】 林 尹：《周禮今注今譯》P430，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5】 林 尹：《周禮今注今譯》P284，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5。 

【6】 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 第二冊》P358，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