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甚眾’的‘眾’字不相應了�！本图俣ㄎ涞鄣脑捠强煽康�，那是說武帝曾經不止一次地“活之”，經王國維一改，就把多次“活之”一變而為一次“活之”，從而去坐實他的“是安于征和二年前曾坐他事”的說法，顯然就是很牽強的了。照王國維先生的這一論斷，說的是任安于太始四年十一月不知因為什么事情（已不可考）而被漢武帝抓進了監獄，但后來又被漢武帝赦免了出來，只是一場虛驚；司馬遷在當時沒有估計到這一點，認為任安這一次犯罪很有可能要被處決，因而就寫了這封被后人稱作《報任少卿書》的信給他，在我看來，這一看法恐怕應該說是王先生馳騁想像的產物吧。

鑒于王說存在著如上所說的一類無法消除的可疑之點，因此現今便有不少人同意清代一些人（如趙翼、沈欽韓等人）就《報任少卿書》的寫作時間所作出的論斷：這封信不是寫在太始四年十一月，而是寫在征和二年十一月。近年來，雖然也仍有人寫文章為王說辯護，力圖證明王說的正確，但他們的文章也并不能消除王說存在的那些可疑之點。（陳盡忠在《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期上發表的《釋〈報任安書〉的幾個問題》一文，黃振民在《北京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上發表的《〈報任安書〉寫作年代辨》一文，都是重申王說正確的文章，他們的文章對我們研讀《報任少卿書》是有幫助的，但在我看來，也都還有值得推敲之處。）我在這里從語言運用的角度，就《報任少卿書》的寫作時間問題，發表了如上的看法，只是希望能有助于這個問題的解決罷了。今人楊伯峻先生在其所撰《列子集釋》一書的《附錄三·辨偽文字輯略》中收入了作者自己寫的《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中國古籍寫作年代的一個實例──〈列子〉著述年代考》一文，認為“從漢語史的角度來鑒定中國古籍的真偽以及它的寫作年代應該是科學方法之一”，“從語言上著眼，不僅可以鑒別古籍的真偽，審定它的寫作年代，還可以從方言的角度考察作者的籍貫或者國別”。我在這里之所以企圖從語言運用的角度去論證《報任少卿書》的寫作年代，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楊伯峻先生啟發的結果。

（二）

《報任少卿書》究竟是一篇什么樣的“奇文”呢？這是筆者在這篇文章中要論及的第二個問題。

在我看來，這是一篇足以使司馬遷“復生”的“奇文”。司馬遷不是一位“古人”嗎？死了的人又怎么可以“復生”呢？魯迅先生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一文的結尾曾這樣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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