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關于《報任少卿書》，筆者要論及的第三個問題，是我們向司馬遷提出的那種“發憤著書”的精神學習的問題。
在《報任少卿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集中表現了司馬遷的“發憤著書”思想：“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痹凇妒酚洝ぬ饭孕颉分�，也將這一段話寫了進去（只在字句上稍有不同），可見司馬遷對這一段話的重視。正是在這種“述往事，思來者”的思想指導下，司馬遷廣采歷史舊聞，考其成敗興廢之理，“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終于完成了《史記》這一偉大著作。兩千多年來，司馬遷所提出的這個“發憤著書”說，產生了廣泛的影響。錢鐘書先生在其所著《管錐編》第三冊中，曾引述了從漢至清的許多人在這方面的論述，然后指出：此間雖也曾偶然有人出來唱反調，“然猶一齊之傅，無以易眾楚之咻也�！薄。▍⒖础豆苠F編》第三冊，中華書局1979年10月版，936—938頁。）在最近發表的《詩可以怨》（載《文學評論》1981年第1期）一文中，錢先生又指出：“中國文藝傳統里一個流行的意見：苦痛比快樂更能產生詩歌，好詩主要是不愉快、苦惱或‘窮愁’的表現和發泄。這個意見在中國古代不但是詩文理論的常談，而且成為寫作實踐里的套板�！甭撓档健妒酚洝返膶懽�，他還指出：“《報任少卿書》和《史記·自序》歷數古來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寫的，有的是貶了官寫的，有的是落了難寫的，有的是身體殘廢后寫的；一句話，都是遭貧困、疾病、甚至刑罰磨折的倒霉人的產物。他把《周易》打頭，《詩》三百篇收梢，總結說：‘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