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選材精當。作者所選材料，講究典型性，能以少勝多。對作為“學者的方面”，作者只選取了寫作《唐詩雜論》《楚辭校補》《古典新義》三本書的情況加以表現；對作為“革命家的方面”，則選取起稿政治傳單、群眾大會演說、參加游行示威這三件事作為例證。聞先生一生經歷復雜，著作等身，可以記述的事很多很多。作者只從大量材料中選取了這六件事，就已經把聞一多先生的嚴謹刻苦的治學態度、無私無畏的斗爭精神、澎湃執著的愛國熱情、言行一致的高尚人格，都表現出來了。
（3）精于剪裁。對材料的使用，作者根據表現中心的需要，有取有舍，有繁有簡。比如，聞先生的研究唐詩，作者并沒有寫他研讀了哪些書籍，發掘了哪些新意等等，而是著重寫他研究的目的和態度：“他想吃盡、消化盡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文化史”，“他要給我們衰微的民族開一劑救濟的文化藥方”，突出了聞先生的研究學問，目的是在于救國；“目不窺園，足不下樓”，“頭發零亂”“睡得很少”這些細節，表現了聞先生的刻苦精神；“一個又一個大的四方竹紙本子，寫滿了密密麻麻的小楷，如群蟻排衙”，則表現出聞一多先生一絲不茍的嚴謹態度。這樣的剪裁，能有力地突出中心。從詳略上說，研究唐詩，寫得詳細；而寫作《楚辭校補》和《古典新義》兩事，只用了一小段，不足一百字，強調“做”了“也沒有說”的意思，表達的側重點與前面又有不同。聞先生的“最后一次演講”及其被害經過，是人們熟知的，作者就不再對事實經過作過多的記述，而只是反復強調“兇多吉少”的緊急形勢，擷取“演講”中最“慷慨淋漓”的“你們站出來”這一句話，描繪“昂首挺胸，長須飄飄”的從容姿態，從而突出了聞一多先生的大無畏革命精神。所有這些，都說明了作者在材料剪裁上的深厚功力。
3．語言生動形象，精練含蓄，富于感情和音樂美。
（1）生動形象。不僅描寫的語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