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苦的童年，不像莫扎特般享受過家庭的溫情。一開始，人生于他就顯得是一場悲慘而殘暴的斗爭。父親想開拓他的音樂天分，把他當作神童一般炫耀。四歲時，他就被整天地釘在洋琴前面，或和一架提琴一起關在家里，幾乎被繁重的工作壓死。*按洋琴為鋼琴以前的鍵盤樂器，形式及組織大致與鋼琴同。他的不致永遠厭惡這藝術總算是萬幸的了。父親不得不用暴力來迫使貝多芬學習。他少年時代就得操心經濟問題，打算如何掙取每日的面包，那是來得過早的重任。十一歲，他加入戲院樂隊；十三歲，他當大風琴手。一七八七年，他喪失了他熱愛的母親。"她對我那么仁慈，那么值得愛戴，我的最好的朋友!噢!當我能叫出母親這甜蜜的名字而她能聽見的時候，誰又比我更幸福?"以上見一七八九年九月十五日貝多芬致奧格斯堡地方的沙德醫生書信。她是肺病死的；貝多芬自以為也染著同樣的病癥；他已常常感到痛楚；再加比病魔更殘酷的憂郁。他一八一六年時說："不知道死的人真是一個可憐蟲!我十五歲上已經知道了。"十七歲，他做了一家之主，負著兩個兄弟的教育之責；他不得不羞慚地要求父親退休，因為他酗酒，不能主持門戶：人家恐怕他浪費，把養老俸交給兒子收領。這些可悲的事實在他心上留下了深刻的創痕。他在波恩的一個家庭里找到了一個親切的依傍，便是他終身珍視的布羅伊寧一家�？蓯鄣陌ＨR奧諾雷。特。布羅伊寧比他小二歲。他教她音樂，領她走上詩歌的路。她是他的童年伴侶；也許他們之間曾有相當溫柔的情緒。后來埃萊奧諾雷嫁了韋格勒醫生，他也成為貝多芬的知己之一；直到最后，他們之間一直保持著恬靜的友誼，那是從韋格勒。埃萊奧諾雷和貝多芬彼此的書信中可以看到的。當三個人到了老年的時候，情愛格外動人，而心靈的年輕卻又不減當年。他們的書信，讀者可參看本書《書信集》。他的老師G．G．內夫(G．G．Neefe，1748—1798)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和指導：他的道德的高尚和藝術胸襟的寬廣，都對貝多芬留下極其重要的影響。
貝多芬的童年盡管如是悲慘，他對這個時代和消磨這時代的地方，永遠保持著一種溫柔而凄涼的回憶。不得不離開波恩，幾乎終身都住在輕佻的都城維也納及其慘淡的近郊，他卻從沒忘記萊茵河畔的故鄉，壯嚴的父性的大河，像他所稱的"我們的父親萊茵"；的確，它是那樣的生動，幾乎賦有人性似的，仿佛一顆巨大的靈魂，無數的思想與力量在其中流過；而且萊茵流域中也沒有一個地方比細膩的波恩更美。更雄壯。更溫柔的了，它的濃陰密布。鮮花滿地的坂坡，受著河流的沖擊與撫愛。在此，貝多芬消磨了他最初的二十年；在此，形成了他少年心中的夢境，……慵懶地拂著水面的草原上，霧氛籠罩著的白楊，叢密的矮樹，細柳和果樹，把根須浸在靜寂而湍急的水流里，……還有是村落，教堂，墓園，懶洋洋地睜著好奇的眼睛俯視兩岸，……遠遠里，藍色的七峰在天空畫出嚴峻的側影，上面矗立著廢圮的古堡，顯出一些瘦削而古怪的輪廓。他的心對于這個鄉土是永久忠誠的；直到生命的終了，他老是想再見故園一面而不能如愿。"我的家鄉，我出生的美麗的地方，在我眼前始終是那樣的美，那樣的明亮，和我離開它時毫無兩樣。"以上見一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韋格勒書。
大革命爆發了，泛濫全歐，占據了貝多芬的心。波恩大學是新思想的集中點。一七八九年五月十四日，貝多芬報名入學，聽有名的厄洛熱。施奈德講德國文學，……他是未來的下萊茵州的檢察官。當波恩得悉巴斯底獄攻陷時，施奈德在講壇上朗誦一首慷慨激昂的詩，鼓起了學生們如醉如狂的熱情。詩的開首是："專制的鐵鏈斬斷了……幸福的民族!……"次年，他又印行了一部革命詩集。我們可舉其中一首為例："唾棄偏執，摧毀愚蠢的幽靈，為著人類而戰斗……啊，這，沒有一個親王的臣仆能夠干。這，需要自由的靈魂，愛死甚于愛諂媚，愛貧窮甚于愛奴顏婢膝……須知在這等靈魂內我決非最后一個。"*按施奈德生于巴伐利亞邦，為斯特拉斯堡雅各賓黨首領。一七九四年，在巴黎上斷頭臺。在預約者的名單中，*從前著作付印時必先售預約。因印數不多，刊行后不易購得。我們可以看到貝多芬和布羅伊寧的名字。
一七九二年十一月，正當戰事蔓延到波恩時，*按此系指法國大革命后奧國為援助法國王室所發動之戰爭。貝多芬離開了故鄉，住到德意志的音樂首都維也納去。一七八七年春，他曾到維也納作過一次短期旅行，見過莫扎特，但他對貝多芬似乎不甚注意……他于一七九○年在波恩結識的海頓，曾經教過他一些功課。貝多芬另外曾拜過阿爾布雷希茨貝格(J．G．ALbrechtsberger，1736—1809)與薩列里(Antonio Salieri，1750—1825)為師。路上他遇見開向法國的黑森軍隊。*按黑森為當時日耳曼三聯邦之一，后皆并入德意志聯邦。無疑的，他受著愛國情緒的鼓動，在一七九六與九七兩年內，他把弗里貝格的戰爭詩譜成音樂：一闋是《行軍曲》；一闋是《我們是偉大的德意志族》。但他盡管謳歌大革命的敵人也是徒然：大革命已征服了世界，征服了貝多芬。從一七九八年起，雖然奧國和法國的關系很緊張，貝多芬仍和法國人有親密的往還，和使館方面，和才到維也納的貝爾納多德。在貝氏周圍，還有提琴家魯道夫�？死詹�(Rodolphe Kreutzer，1766—1831)，即后來貝多芬把有名的奏鳴曲題贈給他的。*按貝氏為法國元帥，在大革命時以戰功顯赫；后與拿破侖為敵，與英。奧諸國勾結。在那些談話里，他的擁護共和的情緒愈益肯定，在他以后的生活中，我們更可看到這股情緒的有力的發展。
這時代施泰因豪澤替他畫的肖像，把他當時的面目表現得相當準確。這一幅像之于貝多芬以后的肖像，無異介朗的拿破侖肖像之于別的拿破侖像，那張嚴峻的臉，活現出波拿巴充滿著野心的火焰。*按介朗(Pierre Narcisse Guerin，1774—1833)為法國名畫家，所作拿破侖像代表拿翁少年時期之姿態。貝多芬在畫上顯得很年輕，似乎不到他的年紀，瘦削的，筆直的，高領使他頭頸僵直，一副睥睨一切和緊張的目光。他知道他的意志所在；他相信自己的力量。一七九六年，他在筆記簿上寫道："勇敢啊!雖然身體不行，我的天才終究會獲勝……二十五歲!不是已經臨到了嗎?……就在這一年上，整個的人應當顯示出來了。"那時他才初露頭角，在維也納的首次鋼琴演奏會是一七九五年三月三十日舉行的。特。伯恩哈德夫人和葛林克說他很高傲，舉止粗野，態度抑郁，帶著非常強烈的內地口音。但他藏在這驕傲的笨拙之下的慈悲，惟有幾個親密的朋友知道。他寫信給韋格勒敘述他的成功時，第一個念頭是："譬如我看見一個朋友陷于窘境：倘若我的錢袋不夠幫助他時，我只消坐在書桌前面；頃刻之間便解決了他的困難……你瞧這多美妙。"以上見一八○一年六月二十九日致韋格勒書。一八○一年左右致里斯書中又言："只要我有辦法，我的任何朋友都不該有何匱乏。"隨后他又道："我的藝術應當使可憐的人得益�！�
然而痛苦已在叩門；它一朝住在他身上之后永遠不再退隱。一七九六年至一八○○年，耳聾已開始它的酷刑。在一八○二年的遺囑內，貝多芬說耳聾已開始了六年，……所以是一七九六年起的。同時我們可注意他的作品目錄，惟有包括三支三重奏的作品第一號，是一七九六年以前的制作。包括三支最初的奏鳴曲的作品第二號，是一七九六年三月刊行的。因此貝多芬全部的作品可說都是耳聾后寫的。關于他的耳聾，可以參看一九○五年五月十五日德國醫學叢報上克洛茲……福雷斯脫醫生的文章。他認為這病是受一般遺傳的影響，也許他母親的肺病也有關系。他分析貝多芬一七九六年所患的耳咽管炎，到一七九九年變成劇烈的中耳炎，因為治療不善，隨后成為慢性的中耳炎，隨帶一切的后果。耳聾的程度逐漸增加，但從沒完全聾。貝多芬對于低而深的音比高音更易感知。在他晚年，據說他用一支小木桿，一端插在鋼琴箱內，一端咬在牙齒中間，用以在作曲時聽音。一九一○年，柏林……莫皮特市立醫院主任醫師雅各布松發表一篇出色的文章，說他可證明貝多芬的耳聾是源于梅毒的遺傳。一八一○年左右，機械家梅爾策爾為貝多芬特制的聽音器，至今尚保存于波恩城內貝多芬博物院。耳朵日夜作響；他內臟也受劇烈的痛楚磨折。聽覺越來越衰退。在好幾年中他瞞著人家，連對最心愛的朋友們也不說；他避免與人見面，使他的殘廢不致被人發見；他獨自守著這可怕的秘密。但到一八○一年，他不能再緘默了；他絕望地告訴兩個朋友：韋格勒醫生和阿門達牧師：
"我的親愛的。我的善良的。我的懇摯的阿門達……我多希望你能常在我身旁!你的貝多芬真是可憐已極。得知道我的最高貴的一部分，我的聽覺，大大地衰退了。當我們同在一起時，我已覺得許多病象，我瞞著；但從此越來越惡劣……還會痊愈嗎?我當然如此希望，可是非常渺茫；這一類的病是無藥可治的。我得過著凄涼的生活，避免我心愛的一切人物，尤其是在這個如此可憐。如此自私的世界上!……我不得不在傷心的隱忍中找棲身!固然我曾發誓要超臨這些禍害；但又如何可能?……"以上見諾爾編貝多芬書信集第十三。
他寫信給韋格勒時說："我過著一種悲慘的生活。兩年以來我躲避著一切交際，因為我不可能與人說話：我聾了。要是我干著別的職業，也許還可以；但在我的行當里!這是可怕的遭遇啊。我的敵人們又將怎么說，他們的數目又是相當可觀!……在戲院里，我得坐在貼近樂隊的地方，才能懂得演員的說話。我聽不見樂器和歌唱的高音，假如我的座位稍遠的話……人家柔和地說話時，我勉強聽到一些，人家高聲叫喊時，我簡直痛苦難忍……我時常詛咒我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