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涵《何廉的救國夢和人生痛憾》高三傳記閱讀題及答案

1895年，何廉出生于湖南邵陽一個叫硤石口的小村莊。1913年12月，何廉投考了由美國耶魯大學創辦的長沙雅禮大學堂，名列錄取生第一。但隨后，袁世凱稱帝，張勛“襄贊復辟大業”，帝國主義國家競相扶持自己的“代理人”，各地軍閥肆虐。殘酷的社會現實教育了何廉，從此他拋棄了寄望于少數人拯救國家的幻想，轉而信奉教育救國。何廉學習勤勉奮進，二十四歲那年，作為成績優異的畢業生，被選派前往美國學習。后獲得獎學金，進入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攻讀“能經世濟民的經濟學”專業。

1926年6月，何廉學成回來，接受張伯苓校長延聘進入天津南開大學商學院任教。何廉對工作充滿熱情，曾獨自一人承擔四門課的教學，每天忙乎十余個小時是家常便飯。當年在南開，何教授的名言是：“唉，又放假了。”傳道授業之意猶未盡之情溢于言表。而他過于專心工作，一次竟無意識地提著正冒熱氣的水壺去澆花，一時傳為笑談。

當時，南開經濟學教學用的教材是英文版的，內容幾乎全是關于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與中國的現狀毫不相干；老師照本宣科而學生則忙于背定義以應付考試測驗；課程設置過分瑣細化，內容則華而不實；缺少與外界的聯系，如此等等。以至于學習商科的學生畢業后竟然看不懂中文報刊金融版面的文章，更無法勝任工作，正如張伯苓所指出的“鮮諳社會真正情狀，一旦出校執業，常覺與社會隔膜，諸事束手”。在這種情況下，何廉決定將中國的材料和學科內容融合起來講解經濟問題，最終實現經濟學教學“中國化”。 不久即推出了一批以中國經濟為講解對象的經濟學講義，包括《經濟學原理》 、《財政學》、《統計學》，以及《統計學之原理與方法》等。1931年，在經過幾年的課堂實踐之后，何廉將這些業已定型的講義交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立刻就成為全國各個大學財經學科使用最為廣泛的教科書。

何廉深切地感到，教學必須和研究真正有機地聯系在一起。1927年7月，在何廉的提議和籌措下，南開大學社會經濟委員會（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前身）正式成立。這個不屬于任何學科的獨立研究機構，在當時的中國可謂“獨開先河”。它承擔起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課題：收集與中國經濟有關的以各種文字寫成的材料，然后整理編成《南開中國經濟文集》；做經濟統計資料方面的編制與分析工作。從研究物價統計到研究農村和農業問題，何廉帶領大家“一路狂奔”，先后摘得“在國內最早引入市場指數之調查者”和“我國最早重視農業的經濟學家”桂冠，亦讓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因科研成果豐碩而“被公認為研究中國經濟的權威機構”，至于其出版發行的《南開指數》、《統計周刊》、《經濟統計季刊》和《南開社會經濟周刊》等出版物，更是馳名全球。

在舊時中國，一個學者名聲大了，很容易被政客拉攏，何廉這個享譽全國的經濟學家，最終也被蔣介石“拉下水”了。1936年，何廉開始著手考察并擬訂“國民政府關于調整戰時經濟行政機關”方案，這是他應蔣介石邀請出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后的“第一把火”。初時，何廉躊躇滿志，以為終于可以為多災多難的祖國 “盡一份力”了。但他很快就發現，黑暗腐敗的官場和微妙深邃的關系總是羈絆自己的工作。雖然屢遭羈絆，但何廉還是頂住壓力擬訂出了可行方案，其統籌優化之絕妙令蔣介石拍案叫好。遺憾的是，這一重大方案難以落實，讓何廉搖頭嘆息不已。1946年6月，何廉堅辭蔣介石委任的經濟事務特別助理，退出政界。

值得一提的是，何廉還創辦了《世紀評論》和《經濟評論》雜志，先后發表了《中國應該有一個正直有力的反對派》、《為國家，為人民，還是為自己》、《苛政猛于虎》、《這樣的宋子文必須走開》等多篇言辭犀利的評論文章，抨擊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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