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及發展的歷史條件，驥才信中大概提了一提，實際要更復雜得多。這先不管它。我覺得有一點大馮注意不夠，即《初探》這本小冊子并不是在對西方現代派文學進行“初探”，而是對“現代小說”進行“初探”。我覺得這一點很重要。也許有人會認為“現代小說”這個概念模糊，不準確，從前沒有人這么提過，等等。我卻不以為然。首先，從大的方面來說，根據實踐的發展，創造新的概念、新的提法，實際上是理論和思想發展的前提條件�？串斈犟R克思、恩格斯為了反映當時那個時代的新的實踐，在他們的著作中創造了多少新概念和新提法！如果設想他們沒有這種創造性，只是沿襲黑格爾、費爾馬哈、李嘉圖、圣西門等人的概念和提法，那還有馬克思主義這種思想體系嗎？為什么作為馬克思、恩格斯的后人卻這么沒有出息呢？我以為就創造概念的勇氣和興趣來說，我們不妨學學德國人。馬、恩在創造新概念和新提法上表現出那樣的魄力和才干，和他們是德國人不無關系。其次，“現代小說”這個概念有比較科學的內涵和外延。一方面，它有這樣的含義：現代小說和西方現代派小說有某種聯系，或者應該有某種聯系。就我們中國現代小說來說，就是注意吸收、借鑒西方現代派小說中有益的技巧因素或美學因素。當然在這個問題上目前有很大爭論。有人完全不同意做這種吸收和借鑒，認為這樣做就崇洋媚外或向西方資產階級文藝思想投降等等。這場爭論完全可以繼續進行下去。我則贊成大馮信中的觀點，甚而比他走得更遠，沒有他那樣的“達觀”。我覺得中國現代小說的發展，就藝術借鑒而言，有兩方面的營養都是必不可少的：一是我們自己的民族的文學傳統，另一就是世界當代文學。這二者缺一不可。對此我堅信不疑。至于什么“崇洋”“投降”云云，我認為不值一駁。魯迅和郭沫若，這是中國現代文學貢獻給世界的兩個大文學家，他們對西方現代和當代文學的吸收和借鑒有目共睹（只是有人死不承認而已），難道他們都是“崇洋”，做了洋人作家的尾巴了嗎？為什么他們昨天做的事我們今天就不可以做？另一方面，“現代小說”這個概念又和現代派小說有區別——這個區別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因為我們畢竟不能拜倒在洋人腳下，畢竟我們不能跟在西方現代派文學后面跑，畢竟一切學習、吸收、借鑒的目的都是為了“洋為中用”。實際上，行健在《初探》這本小冊子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現代小說”這個概念 的�！冻跆健窙]有像有些外國文學研究工作者那樣，對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起源、發展、成就、歷史局限性等方面做全面的分析和批判，但是它實際上是有所揚棄的。它好像做了某種剝離的工作。西方現代派文學的表現技巧是很復雜的一個體系。從形式而言，當然這是對古典的文學觀念和表現技巧的一次重大革新，是新體系取代舊體系。但是，形式和內容往往有著密切的聯系，一定的形式又是為一定的內容服務的。例如卡夫卡對現實進行變形的表現手段，是和他對西方文明的危機、荒誕以及它們所造成的對人的異化這一認識分不開的。又如尤奈斯庫等人戲劇中的抽象和超現實表現手法，是和他們對世界和人生的絕望感分不開的。那么，這些表現技巧中哪些因素有可能和它們特定的表現內容分離開來，成為我們吸收、借鑒的營養呢？這不能不是一個需要謹慎對待的問題。而《初探》對這一問題做了勇敢而富于成效和嘗試。行健用“現代小說技巧”這個提法，就是對他這種嘗試的一個概括。它表明我們可以吸收、借鑒西方現代派小說中的許多技巧因素，創造出一種和西方現代派完全不同的現代小說。當然這都是我自己的感受和揣測。至于行健是否自己這么想，還要找機會和他詳加討論。不知你以為我這些意見如何？
記得一九八Ｏ年某月，《文藝報》約集你、我、王蒙、張潔、宗璞、劉青峰幾個開過一個關于探討藝術創新問題的會，后來《文藝報》還刊登了幾個人的發言。那個會開得不錯。大家對文學創新的焦點是形式問題。結果這觀點后來被許多文章“不點名”地進行批評，意思是不能把形式的創新說成是什么“焦點”。當時我沒有寫文章進行“反批評”，但是我也沒有進行“自我批評”。因為當時開的那個會，所討論的問題，乃是“藝術創新”。而批評我的人差不多都沒有注意這個大前提。這令人有些煩惱。無論你談什么問題，有的人總是萬變不離其宗，總要把你談的某一方面、十分專門的問題變成一個普遍性的問題，然后說你這么不對，那么不對。自讀了《初探》之后，我對自己兩年前那個會上的發言又做了一次反省，反省結果仍覺得沒什么不對。我們生活在一個偉大的轉折時代里。這決定我們的文學必定要有一個很大的發展，要形成一個新的文學時期。這個文學時期的光輝，也許將能與唐詩、宋詞這樣中國文學史上最燦爛的階段相互映照。那怎么能設想這樣一個新的文學時期會不探索、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文學形式呢？怎么能設想文學形式在這一時期會不發生重大變革呢？你能想象嗎？反正我不能。因此，我至今堅持，就藝術探索來說，尋找、發現、創造適合表現我們這個獨特而偉大時代的特定內容的文學形式，是我們作家注意力的一個“焦點”。不解決這個任務，我們必定會辜負我們的時代。
其實，這種尋找、發現、創造已經開始，并在這幾年中發展著。幾年來我們許多作家創作的許多優秀作品，就是證明�？上н@種尋找、發現、創造沒有得到很好的理論上的表現�！冻跆健废肱浹a這個不足，盡管它只是從一個方面、一個角度。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人在這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我一向懶于書信。甚至怕寫信，但一寫起來就又羅嗦不已。我實在由于行健的小冊子及大馮的信所動，不能不提筆給你寫這些文字，可似乎還意猶未盡。頂好有個什么機會大家一起做促膝談，那豈不是既省事，又暢快。在信息交流手段如此現代化的今天，信這種信息手段實在太原始了。好，不再羅嗦。
李 陀
1982年5月20日
[文章三]
需要冷靜地思考
劉心武
驥才：
從故鄉四川回來，見到了你給李陀的信及李陀給你的回信。我不敢恭維你們的信是“空曠寂寞的天空中”的一對“漂漂亮亮的風箏”，不過，的確如李陀所言，所謂“空曠寂寞的天空”是指多年來我們文學界（至少是小說界）很少專門探討技巧問題，在這方面不僅像高行健那樣的專著近乎絕跡，就是像你們二位的信這種專門議論技巧的文字，也真是寥寥。所以，盡管我認為你們二位的信中失之于粗疏和偏激的地方不少，難稱“漂漂亮亮”，然而我得承認，那畢竟也是“風箏”。高行健放出了好大的一個“風箏”（他那“風箏”確實算得上漂亮——但遠非完美），你們二位的小風箏隨即升起，先不論妍媸吧，總是一種打破“空曠寂寞”的氣象，也即是春天的氣象，今天我從剛收到的《小說界》上又讀到一封王蒙給高行健的信，也是議論他那《現代小說技巧初探》的，可見在我視野中升起的風箏已多達四個（王蒙那個我覺得他難說漂亮，只能說可喜），我雖不才，逢此陽春時氣，又怎按捺得住心癢呢？故而也寫此信，參與討論，算是給天空再增添一只“風箏”——我這“風箏”很可能不僅不漂亮，而且得直就是一只粗陋的“屁股簾兒”，不過，總也能添上一點熱鬧吧？
對于高行健的那本書，我已給《讀書》雜志寫了一篇題為《在“新”、“奇”、“怪”面前》的評論，大約最近即可刊出。懇盼你屆時能找來一閱。在那篇文章中，我不光贊嘆了高行健的許多高明見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