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天挺《梅貽琦先生和西南聯大》高二傳記閱讀題及答案
我和梅貽琦先生是在昆明西南聯大才熟識起來的。
1938年2月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遷到昆明，組成西南聯合大學。
聯大成立之初，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對北大校長蔣夢麟說：“我的表你帶著。”這是天津俗語“你做我代表”的意思。蔣夢麟對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說：“聯大校務還請您多負責。” 三位校長以梅貽琦先生年紀最輕，他毅然擔負起這一重任，有時教務長或總務長缺員，他就自己暫兼，公正負責，受到尊敬。蔣夢麟常說，在聯大我不管就是管。這是實話，從而奠定了三校在聯大八年合作的基礎。
三校都是著名專家學者薈萃的地方。各校有各校的光榮歷史，各校有各校的校風。經過5個月共赴國難的考驗和3500里步行入滇的艱苦卓絕鍛煉，樹立了聯大的新氣象，人人懷有犧牲個人、維持合作的思想。聯大每一個人都是互相尊重，互相關懷，誰也不干涉誰，誰也不打誰的主意。學術上、思想上、政治上、經濟上、校風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間雖有壓力，謠言不時流布，校內始終是團結的�？箲饎倮�，還在昆明上課一年，這也是了不起的。在聯大八年患難的歲月里，梅校長始終與大家艱苦與共，這是大家經常提到的。
1941年4月，清華大學在昆明舉行30周年校慶，張伯苓校長自重慶告訴南開辦事處的黃子堅說，清華和南開是“通家之好”，于是黃子堅在會上大作“通家”的解釋，指出清華的梅校長是南開的高材生。接著，馮友蘭上臺說要是敘起“通家之好”來，北大和清華的通家關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學院院長胡適是清華人，我是清華文學院院長，出身北大，此外還有其他很多人。兩人發言之后，會場異�；钴S，紛紛舉出三校出身人物相互支援的情形。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感到聯大的三校團結，遠遠超過了三校通家關系之上。
抗戰期間，物價上漲，供應短缺，大家生活極為清苦。梅校長在常委會建議一定要保證全校師生不斷糧，按月每戶需有一石六斗米的實物，租車派人到鄰近各縣購運，這工作是艱苦的、危險的。幸而不久得到在行政部門工作的三校校友的支援，一直維持到抗戰勝利。這又是一樁大協作。
在昆明生活極端困難的時候，清華大學利用工學院暫時不需用的設備成立清華服務社，從事生產，用它的盈余補助清華教員的生活。這事本與外校無關。梅校長顧念北大、南開教員同在貧困，年終送給大家相當于一個月工資的饋贈，從而看出梅校長的公正無私。
梅貽琦校長生活樸素，他的那件深灰色的長袍在四季皆春的昆明，是大家天天看得見的。1941年7月，我和梅貽琦、羅常培兩先生在成都準備轉重慶回昆明，梅校長聯系好飛機票，恰好又得到搭乘郵政汽車的機會。梅校長覺得郵車只比飛機晚到一天，但可以為公家節約200多元，于是堅決退了飛機票。這種寧可自己勞頓一些而為公家節約的精神，是可貴的，儉樸正是他的廉潔支柱。
梅校長富有修養，對人有禮貌。遇到問題，總是先問旁人：“你看怎樣辦好？”當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會說：“我看就這樣辦吧！”如不同意，就會說再考慮考慮。他從無疾言慍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討論。
梅貽琦先生不喜多說話，但偶一發言，總是簡單扼要、條理分明。他談過1900年八國聯軍侵入天津時市民的情況，也談過京劇演員的表演藝術，也談過滿族服裝和健康的關系。這些都是在他專業以外不常接觸的事物，反映出他對社會觀察的精細和敏銳。
最后，我想再談一段聯大的故事。當時，昆明是與國外交通的唯一通道，許多經過的朋友總要到聯大看看。梅校長有時也要用家庭便飯招待。記得每當聚餐快要終了的時候，梅夫人——韓詠華女士總是笑吟吟地親捧一大盤甜食進來，上面有鮮艷的花紋環繞著“一定勝利”四個紅字，她殷勤地說：“請再嘗嘗得勝糕，我們一定勝利。”這時大家一齊站起來致謝，齊稱“一定勝利！一定勝利！”。這正是我們當時一致的信念，也是聯大事業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