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頁：題辭　　黃花節的雜感　　略論中國人的臉　　革命時代的文學
第二頁：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略談香港
第四頁：讀書雜談　　通信
第五頁：答有恒先生
第六頁：辭“大義”　　反“漫談”
第七頁：憂“天乳”　　革“首領”　　第八頁：談“激烈”　　第九頁：扣絲雜感　　
第十頁：“公理”之所在　　可惡罪　　“意表之外”　　新時代的放債法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
第十四頁：小雜感
第十五頁：再談香港　　
第十六頁：革命文學　　《塵影》題辭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第十七頁：盧梭和胃口　　文學和出汗　　文藝和革命
第十八頁：談所謂“大內檔案”
第十九頁：擬豫言　　大衍發微　　

。居喪時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會叫父的名號〔51〕。舊傳下來的禮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認的。即如劉伶——他曾做過一篇《酒德頌》，誰都知道——他是不承認世界上從前規定的道理的，曾經有這樣的事，有一次有客見他，他不穿衣服。人責問他；他答人說，天地是我的房屋，房屋就是我的衣服，你們為什么進我的褲子中來？
　　〔52〕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連上下古今也不承認，在《大人先生傳》〔53〕里有說：“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隕兮日月頹，我騰而上將何懷？”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無意義，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覺得世上的道理不必爭，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虛無，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他的飲酒不獨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環境。其時司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聲很大，所以他講話就極難，只好多飲酒，少講話，而且即使講話講錯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諒。只要看有一次司馬懿求和阮籍結親，而阮籍一醉就是兩個月，沒有提出的機會，〔54〕就可以知道了。
　　阮籍作文章和詩都很好，他的詩文雖然也慷慨激昂，但許多意思都是隱而不顯的。宋的顏延之〔55〕已經說不大能懂，我們現在自然更很難看得懂他的詩了。他詩里也說神仙，但他其實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論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穎，往往與古時舊說反對�？鬃诱f：“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嵇康做的《難自然好學論》〔56〕，卻道，人是并不好學的，假如一個人可以不做事而又有飯吃，就隨便閑游不喜歡讀書了，所以現在人之好學，是由于習慣和不得已。還有管叔蔡叔〔57〕，是疑心周公，率殷民叛，因而被誅，一向公認為壞人的。而嵇康做的《管蔡論》，就也反對歷代傳下來的意思，說這兩個人是忠臣，他們的懷疑周公，是因為地方相距太遠，消息不靈通。
　　但最引起許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險的，是《與山巨源絕交書》中的“非湯武而薄周孔”。司馬懿因這篇文章，就將嵇康殺了〔58〕。非薄了湯武周孔，在現時代是不要緊的，但在當時卻關系非小。湯武是以武定天下的；周公是輔成王的；
　　孔子是祖述堯舜，而堯舜是禪讓天下的。嵇康都說不好，那么，教司馬懿篡位的時候，怎么辦才是好呢？沒有辦法。在這一點上，嵇康于司馬氏的辦事上有了直接的影響，因此就非死不可了。嵇康的見殺，是因為他的朋友呂安不孝，連及嵇康，罪案和曹操的殺孔融差不多。魏晉，是以孝治天下的，不孝，故不能不殺。為什么要以孝治天下呢？因為天位從禪讓，即巧取豪奪而來，若主張以忠治天下，他們的立腳點便不穩，辦事便棘手，立論也難了，所以一定要以孝治天下。但倘只是實行不孝，其實那時倒不很要緊的，嵇康的害處是在發議論；阮籍不同，不大說關于倫理上的話，所以結局也不同。
　　但魏晉也不全是這樣的情形，寬袍大袖，大家飲酒。反對的也很多。在文章上我們還可以看見裴頠的《崇有論》〔59〕，孫盛的《老子非大賢論》〔60〕，這些都是反對王何們的。
　　在史實上，則何曾勸司馬懿殺阮籍有好幾回〔61〕，司馬懿不聽他的話，這是因為阮籍的飲酒，與時局的關系少些的緣故。
　　然而后人就將嵇康阮籍罵起來，人云亦云，一直到現在，一千六百多年。季札說：“中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薄�62〕這是確的，大凡明于禮義，就一定要陋于知人心的，所以古代有許多人受了很大的冤枉。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說他們毀壞禮教。但據我個人的意見，這判斷是錯的。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則倒是承認禮教，太相信禮教。因為魏晉時所謂崇奉禮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過偶然崇奉，如曹操殺孔融，司馬懿殺嵇康，都是因為他們和不孝有關，但實在曹操司馬懿何嘗是著名的孝子，不過將這個名義，加罪于反對自己的人罷了。于是老實人以為如此利用，褻黷了禮教，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于反對禮教�！鋵嵅贿^是態度，至于他們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禮教，當作寶貝，比曹操司馬懿們要迂執得多�，F在說一個容易明白的比喻罷，譬如有一個軍閥，在北方——在廣東的人所謂北方和我常說的北方的界限有些不同，我常稱山東山西直隸河南之類為北方——那軍閥從前是壓迫民黨的，后來北伐軍勢力一大，他便掛起了青天白日旗，說自己已經信仰三民主義了，是總理的信徒。這樣還不夠，他還要做總理的紀念周。這時候，真的三民主義的信徒，去呢，不去呢？不去，他那里就可以說你反對三民主義，定罪，殺人。但既然在他的勢力之下，沒有別法，真的總理的信徒，倒會不談三民主義，或者聽人假惺惺的談起來就皺眉，好像反對三民主義模樣。所以我想，魏晉時所謂反對禮教的人，有許多大約也如此。他們倒是迂夫子，將禮教當作寶貝看待的。
　　還有一個實證，凡人們的言論，思想，行為，倘若自己以為不錯的，就愿意天下的別人，自己的朋友都這樣做。但嵇康阮籍不這樣，不愿意別人來模仿他。竹林七賢中有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樣的飲酒。阮籍的兒子阮渾也愿加入時，阮籍卻道不必加入，吾家已有阿咸在，夠了。
　　〔63〕假若阮籍自以為行為是對的，就不當拒絕他的兒子，而阮籍卻拒絕自己的兒子，可知阮籍并不以他自己的辦法為然。至于嵇康，一看他的《絕交書》，就知道他的態度很驕傲的；有一次，他在家打鐵——他的性情是很喜歡打鐵的——鐘會來看他了，他只打鐵，不理鐘會�！�64〕鐘會沒有意味，只得走了。其時嵇康就問他：
　　“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边@也是嵇康殺身的一條禍根。但我看他做給他的兒子看的《家誡》〔65〕——當嵇康被殺時，其子方十歲，算來當他做這篇文章的時候，他的兒子是未滿十歲的——就覺得宛然是兩個人。他在《家誡》中教他的兒子做人要小心，還有一條一條的教訓。有一條是說長官處不可常去，亦不可住宿；官長送人們出來時，你不要在后面，因為恐怕將來官長懲辦壞人時，你有暗中密告的嫌疑。又有一條是說宴飲時候有人爭論，你可立刻走開，免得在旁批評，因為兩者之間必有對與不對，不批評則不像樣，一批評就總要是甲非乙，不免受一方見怪。還有人要你飲酒，即使不愿飲也不要堅決地推辭，必須和和氣氣的拿著杯子。我們就此看來，實在覺得很希奇：嵇康是那樣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這樣庸碌。因此我們知道，嵇康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舉動也是不滿足的。所以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于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于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并非他們的本態。但又于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
　　不過何晏王弼阮籍嵇康之流，因為他們的名位大，一般的人們就學起來，而所學的無非是表面，他們實在的內心，卻不知道。因為只學他們的皮毛，于是社會上便很多了沒意思的空談和飲酒。許多人只會無端的空談和飲酒，無力辦事，也就影響到政治上，弄得玩“空城計”，毫無實際了。在文學上也這樣，嵇康阮籍的縱酒，是也能做文章的，后來到東晉，空談和飲酒的遺風還在，而萬言的大文如嵇阮之作，卻沒有了。
　　劉勰〔66〕說：“嵇康師心以遣論，阮籍使氣以命詩�！边@“師心”和“使氣”，便是魏末晉初的文章的特色。正始名士和竹林名士的精神滅后，敢于師心使氣的作家也沒有了。
　　到東晉，風氣變了。社會思想平靜得多，各處都夾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晉末，亂也看慣了，篡也看慣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平和的文章的人有陶潛〔67〕。他的態度是隨便飲酒，乞食，高興的時候就談論和作文章，無尤無怨。所以現在有人稱他為“田園詩人”，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有客來見，連鞋也沒有，那客人給他從家丁取鞋給他，他便伸了足穿上了。雖然如此，他卻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樣的自然狀態，實在不易模仿。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F在有錢的人住在租界里，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于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
　　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于漢末與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說當時政治的。
　　〔68〕這樣看來，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不過他的態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罷了。還有一個原因，先已說過，是習慣。因為當時飲酒的風氣相沿下來，人見了也不覺得奇怪，而且漢魏晉相沿，時代不遠，變遷極多，既經見慣，就沒有大感觸，陶潛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當然的。例如看北朝的墓志，官位升進，往往詳細寫著，再仔細一看，他是已經經歷過兩三個朝代了，但當時似乎并不為奇。
　　據我的意思，即使是從前的人，那詩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謂“田園詩人”，“山林詩人”，是沒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間世的，也是沒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則當然連詩文也沒有。
　　詩文也是人事，既有詩，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譬如墨子兼愛，楊子為我。
　　〔69〕墨子當然要著書；楊子就一定不著，這才是“為我”。因為若做出書來給別人看，便變成“為人”了。
　　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70〕。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
　　自漢末至晉末文章的一部分的變化與藥及酒之關系，據我所知的大概是這樣。但我學識太少，沒有詳細的研究，在這樣的熱天和雨天費去了諸位這許多時光，是很抱歉的�，F在這個題目總算是講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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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十七日廣州《民國日報》副刊《現代青年》第一七三至一七八期；改定稿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北新》半月刊第二卷第二號。
　　〔2〕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　國民黨政府廣州市教育局主辦，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八日在廣州市立師范學校禮堂舉行開幕式。當時的廣州市長林云陔、教育局長劉懋初等均在會上作反共演說。他們打著“學術”的旗號，也“邀請”學者演講。作者這篇演講是在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六日的會上所作的（題下注“九月間”有誤）。作者后來說過：
　　“在廣州之談魏晉事，蓋實有慨而言�！保ㄒ痪哦四晔氯罩玛悶F信）他在這次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演講里，曲折地對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揭露和諷刺。
　　〔3〕黃巾　指東漢末年巨鹿人張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漢靈帝中平元年（184）起義，參加的人都以黃巾纏頭為標志，稱為“黃巾軍”。他們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攻占城邑，焚燒官府，旬日之間，全國響應，給東漢政權以沉重的打擊。但后來終于在官軍和地主武裝的殘酷鎮壓下失敗。
　　〔4〕董卓（？—192）　字仲穎，隴西臨洮（今甘肅岷縣）人，東漢末年的大軍閥。靈帝時為并州牧，靈帝死后，外戚首領大將軍何進為了對抗宦官，召他率兵入朝相助，他到洛陽后，即廢少帝（劉辯），立獻帝（劉協），自任丞相，專斷朝政。獻帝初平元年（190），山東河北等地軍閥袁紹、韓馥等為了和董卓爭權，聯合起兵討卓，他便劫持獻帝遷都長安，自為太師。后為王允、呂布所殺。他在離洛陽時，焚燒宮殿府庫民房，二百里內盡成墟土；又驅數百萬人口入關，積尸盈途。在他被殺以后，他的部將李傕、郭汜等又攻破長安，焚掠屠殺，人民受害甚烈。
　　〔5〕黨錮　東漢末年，宦官擅權，政治黑暗，民生痛苦。統治階級內部一部分比較正直的官僚，為了維護劉漢政權和自己的地位，便與太學生互通聲氣，議論朝政，揭露宦官集團的罪惡。漢桓帝延熹九年（166），宦官誣告司隸校尉李膺、太仆杜密和太學生領袖郭泰、賈彪等人結黨為亂，桓帝便捕李膺、范滂等下獄，株連二百余人。以后又于靈帝建寧二年（169），熹平元年（172），熹平五年（176）三次捕殺黨人，更詔各州郡凡黨人的門生、故吏、父子、兄弟有做官的，都免官禁錮。直到靈帝中平元年（184）黃巾起義，才下詔將他們赦免。
　　這件事，史稱“黨錮之禍”。
　　〔6〕曹操（155—220）　字孟德，沛國譙（今安徽亳縣）人。二十歲舉孝廉，漢獻帝時官至丞相，封魏王。曹丕篡漢后追尊為武帝。他是政治家、軍事家，又是詩人。他和其子曹丕、曹植，都喜歡延攬文士，獎勵文學，為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后人把他的詩文編為《魏武帝集》。
　　〔7〕《三國志演義》　即長篇小說《三國演義》，元末明初羅貫中著。書中將曹操描寫為“奸雄”。
　　〔8〕嚴可均（1762—1843）　字景文，號鐵橋，浙江烏程（今吳興）人。清嘉慶舉人，曾任建德教諭。他自嘉慶十三年（1808）起，開始搜集唐以前的文章，歷二十余年，成《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內收作者三千四百多人，分代編輯為十五集，總計七四六卷。稍后，他的同鄉蔣壑為作編目一○三卷，并以為原書題名不能概括全書，故將書名改為《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晉南北朝文》。原書于光緒二十年（1894）由黃岡王毓藻刊于廣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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