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頁：題辭 黃花節的雜感 略論中國人的臉 革命時代的文學
第二頁：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略談香港
第四頁：讀書雜談 通信
第五頁：答有恒先生
第六頁：辭“大義” 反“漫談”
第七頁：憂“天乳” 革“首領” 第八頁：談“激烈” 第九頁：扣絲雜感
第十頁：“公理”之所在 可惡罪 “意表之外” 新時代的放債法 九月間在廣州夏期學術演講會
第十四頁：小雜感
第十五頁：再談香港
第十六頁：革命文學 《塵影》題辭 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
第十七頁：盧梭和胃口 文學和出汗 文藝和革命
第十八頁：談所謂“大內檔案”
第十九頁：擬豫言 大衍發微
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系的。革命時代的文學和平時的文學不同，革命來了，文學就變換色彩。但大革命可以變換文學的色彩，小革命卻不，因為不算什么革命，所以不能變換文學的色彩。在此地是聽慣了“革命”了，江蘇浙江談到革命二字，聽的人都很害怕，講的人也很危險。其實“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生物學家告訴我們：“人類和猴子是沒有大兩樣的，人類和猴子是表兄弟�！钡珵槭裁慈祟惓闪巳�，猴子終于是猴子呢？這就因為猴子不肯變化——它愛用四只腳走路。也許曾有一個猴子站起來，試用兩腳走路的罷，但許多猴子就說：“我們底祖先一向是爬的，不許你站！”咬死了。它們不但不肯站起來，并且不肯講話，因為它守舊。人類就不然，他終于站起，講話，結果是他勝利了�，F在也還沒有完。所以革命是并不稀奇的，凡是至今還未滅亡的民族，還都天天在努力革命，雖然往往不過是小革命。
大革命與文學有什么影響呢？大約可以分開三個時候來說：
�。ㄒ唬┐蟾锩�，所有的文學，大抵是對于種種社會狀態，覺得不平，覺得痛苦，就叫苦，鳴不平，在世界文學中關于這類的文學頗不少。但這些叫苦鳴不平的文學對于革命沒有什么影響，因為叫苦鳴不平，并無力量，壓迫你們的人仍然不理，老鼠雖然吱吱地叫，盡管叫出很好的文學，而貓兒吃起它來，還是不客氣。所以僅僅有叫苦鳴不平的文學時，這個民族還沒有希望，因為止于叫苦和鳴不平。例如人們打官司，失敗的方面到了分發冤單的時候，對手就知道他沒有力量再打官司，事情已經了結了；所以叫苦鳴不平的文學等于喊冤，壓迫者對此倒覺得放心。有些民族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埃及，阿拉伯，波斯，印度就都沒有什么聲音了！至于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他們已經很憤怒，所以與革命爆發時代接近的文學每每帶有憤怒之音；他要反抗，他要復仇。蘇俄革命將起時，即有些這類的文學。但也有例外，如波蘭，雖然早有復仇的文學〔5〕，然而他的恢復，是靠著歐洲大戰的。
�。ǘ┑搅舜蟾锩臅r代，文學沒有了，沒有聲音了，因為大家受革命潮流的鼓蕩，大家由呼喊而轉入行動，大家忙著革命，沒有閑空談文學了。還有一層，是那時民生凋敝，一心尋面包吃尚且來不及，那里有心思談文學呢？守舊的人因為受革命潮流的打擊，氣得發昏，也不能再唱所謂他們底文學了。有人說：“文學是窮苦的時候做的”，其實未必，窮苦的時候必定沒有文學作品的，我在北京時，一窮，就到處借錢，不寫一個字，到薪俸發放時，才坐下來做文章。忙的時候也必定沒有文學作品，挑擔的人必要把擔子放下，才能做文章；拉車的人也必要把車子放下，才能做文章。大革命時代忙得很，同時又窮得很，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斗爭，非先行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不可，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做文章；
所以大革命時代的文學便只好暫歸沉寂了。
�。ㄈ┑鹊酱蟾锩晒�，社會底狀態緩和了，大家底生活有余裕了，這時候就又產生文學。這時候底文學有二：一種文學是贊揚革命，稱頌革命，——謳歌革命，因為進步的文學家想到社會改變，社會向前走，對于舊社會的破壞和新社會的建設，都覺得有意義，一方面對于舊制度的崩壞很高興，一方面對于新的建設來謳歌。另有一種文學是吊舊社會的滅亡——挽歌——也是革命后會有的文學。有些的人以為這是“反革命的文學”，我想，倒也無須加以這么大的罪名。
革命雖然進行，但社會上舊人物還很多，決不能一時變成新人物，他們的腦中滿藏著舊思想舊東西；環境漸變，影響到他們自身的一切，于是回想舊時的舒服，便對于舊社會眷念不已，戀戀不舍，因而講出很古的話，陳舊的話，形成這樣的文學。這種文學都是悲哀的調子，表示他心里不舒服，一方面看見新的建設勝利了，一方面看見舊的制度滅亡了，所以唱起挽歌來。但是懷舊，唱挽歌，就表示已經革命了，如果沒有革命，舊人物正得勢，是不會唱挽歌的。
不過中國沒有這兩種文學——對舊制度挽歌，對新制度謳歌；因為中國革命還沒有成功，正是青黃不接，忙于革命的時候。不過舊文學仍然很多，報紙上的文章，幾乎全是舊式。我想，這足見中國革命對于社會沒有多大的改變，對于守舊的人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舊人仍能超然物外。廣東報紙所講的文學，都是舊的，新的很少，也可以證明廣東社會沒有受革命影響；沒有對新的謳歌，也沒有對舊的挽歌，廣東仍然是十年前底廣東。不但如此，并且也沒有叫苦，沒有鳴不平；止看見工會參加游行，但這是政府允許的，不是因壓迫而反抗的，也不過是奉旨革命。中國社會沒有改變，所以沒有懷舊的哀詞，也沒有嶄新的進行曲，只在蘇俄卻已產生了這兩種文學。他們的舊文學家逃亡外國，所作的文學，多是吊亡挽舊的哀詞；新文學則正在努力向前走，偉大的作品雖然還沒有，但是新作品已不少，他們已經離開怒吼時期而過渡到謳歌的時期了。贊美建設是革命進行以后的影響，再往后去的情形怎樣，現在不得而知，但推想起來，大約是平民文學罷，因為平民的世界，是革命的結果。
現在中國自然沒有平民文學，世界上也還沒有平民文學，所有的文學，歌呀，詩呀，大抵是給上等人看的；他們吃飽了，睡在躺椅上，捧著看。一個才子出門遇見一個佳人，兩個人很要好，有一個不才子從中搗亂，生出差遲來，但終于團圓了。這樣地看看，多么舒服�；蛘咧v上等人怎樣有趣和快樂，下等人怎樣可笑。前幾年《新青年》〔6〕載過幾篇小說，描寫罪人在寒地里的生活，大學教授看了就不高興，因為他們不喜歡看這樣的下流人。如果詩歌描寫車夫，就是下流詩歌；
一出戲里，有犯罪的事情，就是下流戲。他們的戲里的腳色，止有才子佳人，才子中狀元，佳人封一品夫人，在才子佳人本身很歡喜，他們看了也很歡喜，下等人沒奈何，也只好替他們一同歡喜歡喜。在現在，有人以平民——工人農民——
為材料，做小說做詩，我們也稱之為平民文學，其實這不是平民文學，因為平民還沒有開口。這是另外的人從旁看見平民的生活，假托平民底口吻而說的。眼前的文人有些雖然窮，但總比工人農民富足些，這才能有錢去讀書，才能有文章；一看好像是平民所說的，其實不是；這不是真的平民小說。平民所唱的山歌野曲，現在也有人寫下來，以為是平民之音了，因為是老百姓所唱。但他們間接受古書的影響很大，他們對于鄉下的紳士有田三千畝，佩服得不了，每每拿紳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紳士們慣吟五言詩，七言詩；因此他們所唱的山歌野曲，大半也是五言或七言。這是就格律而言，還有構思取意，也是很陳腐的，不能稱是真正的平民文學�，F在中國底小說和詩實在比不上別國，無可奈何，只好稱之曰文學；談不到革命時代的文學，更談不到平民文學�，F在的文學家都是讀書人，如果工人農民不解放，工人農民的思想，仍然是讀書人的思想，必待工人農民得到真正的解放，然后才有真正的平民文學。有些人說：“中國已有平民文學”，其實這是不對的。
諸君是實際的戰爭者，是革命的戰士，我以為現在還是不要佩服文學的好。學文學對于戰爭，沒有益處，最好不過作一篇戰歌，或者寫得美的，便可于戰余休憩時看看，倒也有趣。要講得堂皇點，則譬如種柳樹，待到柳樹長大，濃陰蔽日，農夫耕作到正午，或者可以坐在柳樹底下吃飯，休息休息。中國現在的社會情狀，止有實地的革命戰爭，一首詩嚇不走孫傳芳〔7〕，一炮就把孫傳芳轟走了。自然也有人以為文學于革命是有偉力的，但我個人總覺得懷疑，文學總是一種余裕的產物，可以表示一民族的文化，倒是真的。
人大概是不滿于自己目前所做的事的，我一向只會做幾篇文章，自己也做得厭了，而捏槍的諸君，卻又要聽講文學。
我呢，自然倒愿意聽聽大炮的聲音，仿佛覺得大炮的聲音或者比文學的聲音要好聽得多似的。我的演說只有這樣多，感謝諸君聽完的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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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篇記錄稿最初發表于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廣州黃埔軍官學校出版的《黃埔生活》周刊第四期，收入本集時作者作了修改。
〔2〕黃埔軍官學�！O中山在國民黨改組后所創立的陸軍軍官學校，校址在廣州黃埔，一九二四年六月正式開學。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反革命政變以前，它是國共合作的學校，周恩來、葉劍英、惲代英、蕭楚女等許多共產黨人都曾在該校擔任過負責的工作。
〔3〕指三一八慘案。
〔4〕八股 明清科舉考試制度所規定的一種公式化文體。它用“四書”、“五經”中文句命題，每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個部分構成。后四部分是主體，每一部分有兩股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八股文。
〔5〕復仇的文學 指十九世紀上半期波蘭愛國詩人密茨凱維支、斯洛伐支奇等人的作品。當時波蘭處于俄、奧、普三國瓜分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于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恢復獨立。
〔6〕《新青年》 下文所說的大學教授，指東南大學教授吳宓。作者在《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中說：
“那時吳宓先生就曾經發表過文章，說是真不懂為什么有些人竟喜歡描寫下流社會�！�
〔7〕孫傳芳軍隊的主力于一九二六年冬在江西南昌、九江一帶為北伐軍擊潰。
寫在《勞動問題》之前
還記得去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時候，遇見張我權君，聽到他說過這樣意思的話：“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臺灣〔2〕了，誰也不大提起�！彼且粋€臺灣的青年。
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
那倒不至于的。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臺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但正在困苦中的臺灣的青年，卻并不將中國的事情暫且放下。他們常希望中國革命的成功，贊助中國的改革，總想盡些力，于中國的現在和將來有所裨益，即使是自己還在做學生。
張秀哲君是我在廣州才遇見的。我們談了幾回，知道他已經譯成一部《勞動問題》〔3〕給中國，還希望我做一點簡短的序文。我是不善于作序，也不贊成作序的；況且對于勞動問題，一無所知，尤其沒有開口的資格。我所能負責說出來的，不過是張君于中日兩國的文字，俱極精通，譯文定必十分可靠這一點罷了。
但我這回卻很愿意寫幾句話在這一部譯本之前，只要我能夠。我雖然不知道勞動問題，但譯者在游學中尚且為民眾盡力的努力與誠意，我是覺得的。
我只能以這幾句話表出我個人的感激。但我相信，這努力與誠意，讀者也一定都會覺得的。這實在比無論什么序文都有力。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魯迅識于廣州中山大學。
※ ※ ※
〔1〕本篇最初印入《國際勞動問題》一書，原題為《〈國際勞動問題〉小引》。
〔2〕臺灣在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后被日本侵占，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恢復。文中說的張我權，當為張我軍（1902—1955），臺北板橋人。當時是北京師范大學學生。
〔3〕張秀哲 臺灣省人。當時在廣州嶺南大學肄業，曾與人合著《毋忘臺灣》一書�！秳趧訂栴}》，原名《國際勞動問題》，日本淺利順次郎著。張秀哲的譯本于一九二七年由廣州國際社會問題研究社出版，署張月澄譯。
略談香港
本年一月間我曾去過一回香港〔2〕，因為跌傷的腳還未全好，不能到街上去閑走，演說一了，匆匆便歸，印象淡薄得很，也早已忘卻了香港了。今天看見《語絲》一三七期上辰江先生的通信〔3〕，忽又記得起來，想說幾句話來湊熱鬧。
我去講演〔4〕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后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然而我的講演，真是“老生常談”，而且還是七八年前的“常談”。
從廣州往香港時，在船上還親自遇見一樁笑話。有一個船員，不知怎地，是知道我的名字的，他給我十分擔心。他以為我的赴港，說不定會遭謀害；我遙遙地跑到廣東來教書，而無端橫死，他——廣東人之一——也覺得抱歉。于是他忙了一路，替我計畫，禁止上陸時如何脫身，到埠捕拿時如何避免。到埠后，既不禁止，也不捕拿，而他還不放心，臨別時再三叮囑，說倘有危險，可以避到什么地方去。
我雖然覺得可笑，但我從真心里十分感謝他的好心，記得他的認真的臉相。
三天之后，平安地出了香港了，不過因為攻擊國粹，得罪了若干人�，F在回想起來，像我們似的人，大危險是大概沒有的。不過香港總是一個畏途。這用小事情便可以證明。即如今天的香港《循環日報》〔5〕上，有這樣兩條瑣事：
k陳國被控竊去蕪湖街一百五十七號地下布褲一條，昨由史司判笞十二藤云。
